周原遗址的考古工作自1976年以来取得了丰硕的成

作者: 文学资讯  发布:2020-01-20

考古工作一下子吃香走红,某某申请调入文物处,具体负责古文物的考察研究工作。文物信息汇总中,他发现对古代名人的考察很引人注意,比如谁谁考察出xx是xx的xx代孙;谁又考察出xx有何轶事,谁还考察出xxx还有何特长……考察内容特多,成果珍贵。而且这种考察不需跋山涉水掘古墓,只要有书就行。
  文物处的资料库里有的是古书,他便拟订了研究古代名人的课题计划:从孔子研究开始……
  研究孔子的成果很多,必须选取新的角度,否则便会落入俗套,走别人的老路绝对研究不出新成果。可这新角度怎么选?当他正面对浩如烟海的古籍发愁到快要打瞌睡时,就如苹果落地让牛顿研究出万有引力那样,使他一下研究出孔子的出生日期:孔子生于周末。周末不就是星期六吗?那时又还没有双休。研究方法找到了,他接二连三地研究出——
  诸葛亮是少数民族——臣本布依;其母姓何——何生亮;
  周瑜的母亲姓既——既生瑜;
  陶渊明的眼睛向右斜——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李白是虚报浮夸的鼻祖——飞流直下三千尺,折合公制1000米;
  刘关张嗜好打麻将,“三缺一”便三顾茅庐约孔明。
  他很快考察出古名人的很多轶事,申报专利,并藉以申报高级技术职称,兀地成为考古大军中的一大“明星”!隔壁的王大妈说:他是哪样大明星?怕是痰迷星哟!   

任何一种重大发现的背后有不经意的偶然,也有执着坚守的必然。什么是真相,有没有真相?人类拼尽全力只能接近历史真相,而非绝对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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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平银沟遗址陶瓷历时三年的科技考古研究,发现银沟可能是一个集聚青瓷、白瓷、青白瓷、黑瓷等高质量瓷器的窑址群,其时代约唐中晚期到北宋中晚期。这项重大发现有望改写《中国陶瓷史》,改变民众对陶瓷历史的认知,这些发现还需要大量发掘考证才能揭开其神秘的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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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6日,由浙江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和陕西省文物勘探公司主办的“富平银沟遗址陶瓷科学考古”成果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隆重举行,这次研讨会大咖云集,考古界、陶瓷学界、材料学界、文物学界的专家都被“富平银沟遗址考古成果”吸引而来,这是业界的一件大事。与会的专家对周少华教授带队的“富平银沟遗址陶瓷科学考古”课题的研究成果及研究方法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11月15日,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考察宝鸡周原国际考古研究基地并看望了在宝鸡周原遗址培训的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实践训练班学员和实习的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师生。省文物局局长赵荣、副局长周魁英、宝鸡市委书记徐启方、常务副市长马赟、省考古研究院院长孙周勇、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党委书记雷兴山、副院长孙庆伟等陪同考察。

项目介绍

刘玉珠一行首先参观了正在发掘的考古现场,省考古研究院王占奎研究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孙庆伟教授分别介绍了周原考古工作的历程和现状,并汇报了2017年度周原遗址考古工作收获。刘玉珠表示,陕西省是我国考古的腹心地区,周原遗址的考古工作自1976年以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是我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核心组成部分。由省考古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联合组成周原考古队这种模式值得肯定。目前,周原考古工作正在顺利进行,对于考古工作成果的保护、展示和利用也取得了一定成果,陕西省、宝鸡市可以充分利用以周原遗址、宝鸡石鼓山墓地、凤翔秦都雍城、法门寺等为代表的古代文化遗址推动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工作;在此基础上,可以充分利用宝鸡地区灿烂丰厚的文物资源,有机的同旅游开发结合起来,有效带动宝鸡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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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望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实践训练班学员和实习的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师生时,刘玉珠表示,文博行业工作者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之一,他们用昨天对话今天,所从事的是非常高尚的工作;我们很荣幸处于这个时代,因为只有在社会兴盛之时,文博考古事业才能顺利开展,当前,我国的文博考古事业蒸蒸日上,有20多支中国考古队伍在世界各地进行科学研究工作,国际合作也在不断加强,我国的文博考古工作者为中华文明的探索和起源作出了重大贡献,也为东西方文明的交流贡献出了应有的力量。今年,周原考古工作的队伍非常庞大,队员们能在艰苦的条件下取得丰硕的成果,令人十分感动。国家文物局将继续支持各相关单位做好周原遗址的文物考古工作。

浙江大学社会和科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褚超孚

随后,刘玉珠一行来到宝鸡周原国际考古研究基地,对宝鸡市周原博物馆进行了考察,并听取了宝鸡市委市政府关于宝鸡市文物工作的专题汇报。

上午研讨会的新闻发布会由浙江大学社会和科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褚超孚主持。浙大努力推广文化创新,十分重视考古文物学科的发展,科学考古逐渐形成了浙大特色。这次浙大与陕西省文物勘探公司的合作研究“富平银沟遗址”,显示了其前沿的学术研究成果以及科学的文物考古方法,取得的研究成果是可喜的。

陪同考察的还有国家文物局文保司、考古处、省文物局相关处室、宝鸡市文物旅游局、扶风县委县政府、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的领导和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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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卫东在致辞中表示,浙大这所悠久名校的历史有深厚的学术研究根基以及众多学术大家,培养出众多科学家、研究学者等支撑了学术研究的半壁江山。浙大有着浓郁的研究氛围和开放的研究环境。学校非常重视考古和博物馆学的发展,也受到了陕西文物局在内的专家、单位的帮助。周少华老师一直是陶瓷界非常活跃的研究学者,包括在龙泉窑考古和材料研究方面,获得了众多研究成果并获省科技进步奖。此次富平银沟遗址历时三年的研究,他的团队对这个项目倾注热情、时间和精力。与文物勘探公司合作以课题组的方式研究,这是跨学科多方位的合作,将传统的考古手段和现代的科技考古相结合,用先进的科学考古理念,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新尝试。三年中,课题组从考古学、材料学、工艺学等方面考察和解读,取得了多项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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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人民政府参事赵荣:陕西是文物大省,希望有高校更多的学科参与到研究中。陕西的陶瓷历史也很丰富,如耀州窑。四年前我们在富平银沟发现大量的遗址,希望用科学的方法对其进行研究探索。浙大是非常好的选择,当然也有不同领域的专家给予了解读和帮助。此次“富平银沟遗址”集中的研讨是为了让我们有一个全新的、客观、科学的认识,感谢周少华老师及其团队的付出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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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文物局副局长周魁英致辞:四年以前陕西省文物局与浙江大学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我们今天在这里召开的“富平银沟遗址陶瓷科学考古”学术研讨会所取得成果是在战略合作协议下的成果之一。一直以来,浙大对陕西文物保护事业发展给予了很大帮助,此次成果是浙大周少华教授与陕西省文物勘探有限公司的合作成果。在此,对周少华及团队为陕西文物保护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另外,在四年考古研究中,一直是陕西省文物勘探公司王德义先生全程的资助,项目的花费大概在四五百万以上,我私下曾问他,“你不是做陶瓷研究的专家,也不是考古专家,你只是文物工作者之一,花费如此巨额的资金做这个项目,能得到什么好处?”,王德义先生的回答非常质朴:“我就是一份情怀想把事情做好。”希望专家对银沟遗址不仅能从材料学、工艺学上给建议也能在考古学上给出建议,对银沟遗址的保护和发展提供真知灼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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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平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徐晓军致辞:富平是历史文化悠久,感谢专家学者们对富平银沟窑址陶瓷科学考古研究付出的努力,富平市人民政府将一如既往地为富平的文物保护研究工作提供帮助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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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陕西省文物局副局长,现西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刘云辉做“富平银沟遗址陶瓷科学考古研究”合作项目及成果介绍:课题组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从考古学、材料学、工艺学等不同角度进行全面、系统、科学的研究,历时三年多,课题组团队取得了多项研究新成果。

1.众多文物、考古调查及勘探资料表明,陕西富平银沟遗址发现的古残瓷片,数量庞大、品种丰富、品质精良。同时发现了古窑炉及窑具等实物。研究表明:富平银沟遗址是中国古代陶瓷生产非常重要的遗址。在中国陶瓷史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2.运用热释光测年技术对银沟遗址发现的部分古陶瓷标本进行测定,结果表明:其烧制年代在唐中晚期至北宋中晚期。由此可见,该地区早在唐中晚期已形成了一个有相当规模、品种多样、技艺高超,产品质量领先的北方制瓷窑群体系。

3.经过对该地区陶瓷原料的调查及科学研究,初步查明富平县具有白坩泥、青坩泥、黄金土、紫金土、羊脑子等5类陶瓷矿产类型,从而形成了有高岭土、石英矿、绢云质瓷石、方解石和含赤铁矿量非常高的紫金土等共生的天然矿床。通过对该地区制瓷原料地质成矿机理的研究,基本弄清楚了相关地层的形成过程与机理,认为:富平县的陶瓷矿产资源经历了8个阶段的成矿过程,形成5种成因的陶瓷矿床。成矿过程复杂,矿床类型多样且具有鸡窝状分布特征。该地区独特的陶瓷原材料资料可同时配制青瓷、白瓷、青白瓷、黑瓷和酱色瓷,这在中国陶瓷史上是极其罕见的。该地窑场至迟在唐代时已掌握胎、釉二元配方技术。

4.该遗址出土的陶瓷残片品种丰富,窑场既烧制青瓷,还烧制白瓷、青白瓷、酱色瓷和黑瓷。工艺技术水平非常之高。特别是青瓷和青白瓷的工艺、技术水平属当时最先进的水平。研究提出:该地区的窑业成就不但填补了陕西唐代制瓷史的历史空白,而且有望改写《中国陶瓷史》。

5.该地区出现的早期窑业与文献记载的“鼎州窑”和“柴窑”的时空相吻合。而比现已发现的“耀州窑”早一百多年。故该地区窑系定名应以唐“鼎州窑”谓之更为合理,五代至宋形成的“耀州窑”窑场群应是 “鼎州窑”窑系的传承与发展。银沟遗址的发现和研究,为解决古代文献中记载的鼎州窑、耀州窑、乃至纷争不息的悬案“柴窑”的破解提供了新的线索和思路。

浙江大学等单位组成多学科交叉、优势互补的研究团队,运用先进的科技手段,从考古学、材料学、工艺学等不同角度,对银沟遗址当下发现的古陶瓷标本以及相关的遗物和遗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技术路线设计合理,方法正确,这必将是未来科学考古研究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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