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再跟她说,卡夫卡的父亲没有道理

作者: 文学资讯  发布:2019-11-05

图片 1蔡骏--------------------------------------------------------------------------------  这些天我是幸运的,之所以我这么说是有原因的,当然,有很多个原因, 其中一个是我得到了一本我所需要的书。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的一个同事从 她的抽屉里翻出了一本《卡夫卡致密伦娜情书》,海天出版社出版,那是她 在93年买的,已经在这个抽屉里安静地躺了许多年了。自然,我象发现了某 种珍宝一样向她借来了这本书,现在这本书就躺在我的案头。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卡夫卡断想》,嗟叹了卡夫卡及卡夫卡式的人物 在生前及生后的命运。在卡夫卡遗留下来的文稿中,其中有五分之三都是他 的书信,而情书占了其中的一半以上。然而,卡夫卡并不是人们通常所想象 的那种人,其实他很腼腆,之所以他写了如此多的情书,正因为他既不敢用 语言,更不敢用身体来表达他的情感,只能用文字。当卡夫卡认识密伦娜的 时候,他已经三十七岁了,密伦娜则是一个二十五岁的有夫之妇。众所周知, 卡夫卡是一个犹太人,而密伦娜。耶申斯卡出自捷克的名门贵族,在认识卡 夫卡之前,她违背父意,嫁给了维也纳的一个年轻的犹太人。但她绝不是那 种依靠男人的花瓶式的女人,事实上她自己也是一个出色的作家,凭借自己 的才华给许多报纸撰稿。后来,她确实和她的丈夫离婚了,嫁给了另一个男 人(当然,那个男人不是卡夫卡)。我不知道该怎样来形容卡夫卡和密伦娜 的关系,我想这绝不是世俗意义上的婚外恋,因为根据我手头上的资料,他 们之间并没有发生什么实质性的关系。事实上,只有书信,只有在两地书中, 他们是一对爱人,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卡夫卡依旧象他作品中的约瑟夫。K 一样,充满了恐惧和胆怯。卡夫卡终生未婚,但他却订过三次婚,但最后又 都解除了婚约,其中前两次是与同一个女子,不是因为他对婚姻随便。恰恰 相反,而是因为他对婚姻太认真了,他追求完美,而他所认识的女子,没有 一个能够理解他的心灵,也许只有密伦娜除外。而当他认识密伦娜的时候, 他的第二位未婚妻正在布拉格等待着他去完婚,而密伦娜则始终留在维也纳, 她的丈夫身边,她与身在布拉格的卡夫卡之间的联系,绝大部分依赖信件, 而且,为了不让她的丈夫知道,她从来都是去邮局取信的,而不是让信直接 寄到家中。我们今天说:网络的爱是虚拟的,其实,虚拟的爱并不依赖网络 而存在,虚拟之爱,套用小波的一句话:古今无不同。是的,古今无不同, 卡夫卡与密伦娜就是需拟之爱,然而,似乎他们比今天的人们更纯洁一些。 那是精神之爱,我不知道卡夫卡是否是柏拉图主义者,其实他并不排斥肉体 之爱,只是他的内心深怀着恐惧,就象他笔下的K.我已经很久没有从头到尾 地看完一本书了,这本书我看完了,那是一个内心孤独的男人致一个内心孤 独的女人的信。那些信没有时间,所以人们无法知道书信确切的顺序,只能 按照信中的内容猜测着排列。我想,卡夫卡未必真的期望通过这些信可以得 到什么,也许只是他的内心需要而已,但是,他的爱是真的。尽管他懦弱, 胆怯,恐惧,作为一个生活在布拉格的犹太人,他其实是绝望的,就象K , 从一开始就是绝望的,当K 在雪野中遥望那座城堡,走向那座城堡的时候, 他的命运就已经决定了,K ,永远都无法抵达城堡,甚至连一眼都看不到。 这也是卡夫卡对于他所追求的爱的命运。我参阅了《城堡》的写作时间,其 实就是从卡夫卡与密伦娜爱情结束的时候开始的,也就是说,是他与密伦娜 的爱的绝望,才导致了《城堡》的写作的冲动。如果他得到了他的爱,也许 我们今天就无法再看到《城堡》了,他能够得到爱吗?不能,所以,我们能 够看到《城堡》,这对我们来说是幸运的,对卡夫卡来说,是残酷的。同样, 我所钟爱的《诉讼》,也是在卡夫卡与他的第一位未婚妻解除了婚约之后写 出来的,很显然,那次订婚的失败,促成了充满绝望的《诉讼》的诞生。我 想,也许痛苦这个东西,正是孕育所有伟大小说的子宫。  卡夫卡患有肺结核,在他认识密伦娜之前,他的病就已经很严重了。当 时的欧洲,肺结核是难以治愈的,他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了,他的身高一米八 二,但他在致密伦娜的信中说自己的体重只有55公斤,简直是世界上最瘦的 人。一生得不到爱,而生命又将逝去,这所有一切的绝望都来自于他的性格, 而他的杰作也来自于他的性格,究竟是肺结核杀死了他(最后致死的好象是 喉部疾病)?还是他的性格杀死了他自己呢?他的一生就是一对巨大的矛盾。 正如《诉讼》的最后部分,K 被杀死的那一段曾经深刻地震撼了我,“死得 象一条狗”,这正是他对自己命运的担忧。卡夫卡还写过一篇记梦的短文, 给我留下的深刻的印象,他写一个人做了一个梦,梦到自己闯入了一片坟墓, 其中有一块墓碑上这样Y.K (其实就是约瑟夫。K ),那就是他自己的坟墓。 据我所知,《诉讼》就来自于那一个梦。死亡的恐惧,就这样,一直笼罩着 卡夫卡,一直到死亡真的降临到他的身上。  现在,我无法抑制自己的心灵,我愿意以我的手指,敲打我的电脑键盘, 义务地记录下卡夫卡致密伦娜的情书中我所喜欢的那一小部分,贡献给天下 所有的网友——  “几年前我常去莫尔道河上的西冷特伦克,在那儿逆水划船,然后伸展 四肢平躺在船上,顺流而下,从桥下穿过。因为我很瘦,从桥上看一定很可 笑。那个职员有一次从桥上看见了我,在充分强调了我的可笑样子后,可把 他的印象归结为:我看上去就像是在最后的审判时刻那样。这或许可以说像 棺材盖已打开,而所有死人仍躺着不动的那个时刻。”  “这主意简要来说就是:您离开您的丈夫一段时间。这不是什么新鲜事 儿,已经有过一次先例了。理由是:您的病,他的神经质(您这么做也能使 他轻松一下),再就是维也纳的状况。我不知道您要到哪里去,最好能到波 希米亚任何一个安宁的所在。要是我自己不插手,也不表态,那是再好不过 的了。需要的钱您暂时从我这里拿(关于怎么偿还我们还可以商量。我为此 只提一个也许我能从中得到的次要好处:我将成为一个热衷于工作的职员— —话说回来,我的工作轻松得可笑又可卑,这您也许无法想象。我不知道, 我为什么会赚到钱)。假如每个月这笔钱有时不太够,所缺的零头您总有办 法轻而易举地解决的。”  “真是愚蠢的典范,我正在读一本关于西藏的书。读到对西藏边境山中 一个村落的描写时,我的心突然痛楚起来。这村落在那里显得那么孤零零, 几乎与世隔绝,离维也纳那么遥远。说西藏离维也纳很远,这种想法我称之 为愚蠢。难道它真的很远吗?”  “您不要求我正直,密伦娜,除了我自己之外,谁也不能再向我提出这 个要求了,很多东西正从我身上消失呢,一点不假,也许一切都正在从我身 上消失,但是这在狩猎场上鼓舞士气却鼓舞不了我的心。正相反,我会因此 而迈不动步子。突然间一切都会变成骗局,被猎者会把猎人掐死。我就是走 在一条如此危险的道路上,密伦娜。您站在一棵树旁一动不动,年轻、漂亮, 您的眼睛把这世界的苦难反射到地上。人们在玩”小树、小树、换换个,小 树“的游戏,我在阴影下从一棵树下潜行到另一棵树下。我正走在半路上, 您向我呼叫,叫我当心危险,想给我以勇气,对我不稳的脚步感到惊恐,提 醒我(我!)不要忘了这是游戏——但我不能,我倒下了,我已经躺下了。 我不能同时倾听内心可怕的声音和您的声音,但我能听见那个声音并信赖您, 您,除此之外在这个世界上我谁都不能信赖了。”  “我觉得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密伦娜,我们是那么的怯懦,每封信 几乎都面目全非,几乎每一封信都对上一封信或下一封回信感到惊恐。很容 易看出,这不是出自您的天性,甚至可能不是出自我的天性,但几乎化成了 我们的天性。但这种怯懦只有在绝望中、顶多在愤怒中,噢,不要忘了,还 有:在恐惧中才会消逝。  有时候我有这么个印象:我们有个房间,这房间有两个互相对着的门, 我们每人攥着一扇门的把手,只要一个人的睫毛动一下,另一个就站到这个 人的门后了;只要第一个人说一句话,第二个就带上了身后的门,并且再也 看不见了。当然他也许会重新打开这扇门,因为这是一个也许离开不了的房 间。只要第一个人不完全像第二个一样,他就会很安静,他表面上仿佛根本 不朝第二个人看一眼。他会慢慢地整理房间,好象这房间和其他任何房间一 样似的。尽管这样,他总要在他那门旁重复同样的动作,有时两个人甚至同 时跑到门外,于是这美丽的房间便空无一人了。“  “今天早晨我又梦见你了。我们挨着坐在一起,你推开我,不是生气地, 而是和和气气地。我很伤心,不是为推开我而伤心,只是对我自己,觉得我 不该像对待一个哑女那般对待你,没有听见你所说的——而且正是对我说的 声音。或者我并非没有听见,而是无从回答。我走开了,比在第一个梦中更 悲伤。  我想起我读过谁写的这么一句话:“我的爱人是穿越地球的一道火柱, 现在她把我拥抱住了,但引导她前进的不是被拥抱着,而是旁观者。”  你的 (现在我连名字都丢了,它越来越短了,只成了:你的)” “其次,不必去谈论我以后会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在远离你的地 方我只能这么生活:完全承认恐惧的存在是合理的,比恐惧本身所需要的承 认还要多,我这么做不是由于任何压力,而是欣喜若狂地将全部身心向它倾 注。  由于我在维也纳的态度,你以恐惧的名义责备我是正当的,但它的真正 特别之处是,我不知道它的内在规律,只知道它卡着我的脖子的手,这才是 我在任何时候所经历过的、或者所能经历的最可怕的事情。“  “我去办公室前匆匆写几笔。我本想沉默,三天来这几乎令我窒息,至 少现在如此。你在进行这个可怕的斗争时,我想保持沉默,但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这是互相衣服的呀,这也是我的斗争。你也许已发现,我有几个夜晚不 得安睡了。简单说来这是”恐惧“在作怪。这东西真弄得我失去了自己的意 志,眼看它围着我抛来抛去。我不再知道上下左右……你最近几封信中夹杂 着两三句话,它们使我愉快,但却是绝望的愉快,因为你对此所说的话使理 智马上说服身心,但此地有一种更深刻的说服力,我不知道它的所在,它什 么也说服不了。再说,你身躯的临近所发生的那种使人又安心又不安心的奇 妙作用一天天在淡漠下去,这与其他因素一起在削弱我的力量。要是你在这 里多好啊!你看我什么人也没有,这里一个人也没有,只有恐惧,它和我死 死地缠在一起,一夜又一夜地滚来滚去。围绕着这恐惧,事情在某些方面变 得十分严重(奇怪的是,这恐惧总是对着妹妹,不,这是不对的),这恐惧 不断地告诉我必须承认这一点:密伦娜也是人。这一点在某种意义上使恐惧 本身也变得易于理解了。你对此说得那么美,那么好,听了这些话,别的话 根本就不想听了。但这是不是就道出了其最精辟的定义,却是很成问题的, 这种恐惧并不是我私人的恐惧(当然它同时也是,而且就这点而言十分可怕), 这也是自古以来一切信仰的恐惧。  给你写了这些,使我的头脑冷静下来了。“  “这儿是你的两封电报……但关键是,在度过了一个几乎不眠之夜后, 我坐在这封信面前,它对我来说重要极了。所有我从布拉格写给你的信本来 都必须写,包括最近几封在内,而只有这封是应该存在的。或者说那几封信 是可以存在的,这无所谓,但这封必须置于它们之上。可惜我一点也说不出 我昨天晚上对你说了些什么,或昨天夜里以及早晨说了些什么。不管怎么说, 关键是不管你周围广阔的圈子里的其他人以高尚的智慧,动物的(但是动物 并不是这样的)迟钝,魔鬼般的好心,致人于死地的爱情对你说些什么—— 我,我,密伦娜,我彻头彻尾地知道:不管你做什么,你都是做得对的,不 管你是留在维也纳,还是到这儿来,还是继续在布拉格和维也纳之间徘徊, 还是一会儿这么做一会儿那么做。假如我不懂得这一点,我同你还有什么关 系可言呢?就像在海底深处没有一块地方不处于巨大的压力之下一样,你的 情况就是如此。但是其他任何一种生活方式都是一种耻辱,并使我反感。我 至今一直认为,我忍受不了这种生活,忍受不了人,热我为此十分羞愧,你 现在却向我证实了:在我看起来那不可容忍的东西,不是生活。”  “(我爱你啊,你这死心眼的人,有如大海爱它海底的一颗小石子,我 对你的爱就像海水淹没着你一样——而我在你这里却又像一颗小石子,假如 上天允许的话)。假如说我爱整个世界,那么也包括你的左肩,不,首先是 你的右肩,我因此而在想吻它的时候便吻它(而你是多么够意思,把你的衬 衣往一边拉开),还有左肩,更有在树林里你贴在我上身的脸蛋和你埋在我 身底下的脸蛋,还有我贴在你几乎裸露的胸脯上的脸。因此,你说我们已合 而为一是有道理的。我对此毫不害怕,这是我唯一的幸福,唯一的自豪。我 根本不将这局限在树林的范围内。  但是,恰恰在这白昼世界和那“床上的半小时”(你有一次在信中轻蔑 地把它说成是“男人的事情”)之间,对我来说是条鸿沟,我无法跨越,也 许是因为我不愿意。对面那边是黑夜的事情,从任何意义上看都完全是黑夜 的事情,而这边是尘世,我占有着它。现在我为了重新占有黑夜的事,却要 跳过去,跳入黑夜之中。有什么东西能够重新被占有吗?这是否意味着失去? 这里是我所占有的世界,我却应该到对面去,为了完一个可怕魔术,一种变 幻的魔术,一块炼金石,一种炼金术,一个魔环。去它的吧,我对此害怕极 了。“  “我多么幸福,你使我多么幸福啊!来了一个当事人,你想想,我也有 当事人。这个人打断了我的写信,我很恼火,但他长着一张好看的、亲切的、 胖胖的、符合德意志帝国标准的面孔,乐于承受对他开的玩笑,就像对待公 务程序一样。可是不管怎么说,他打搅了我,我不能原谅他;我甚至还不得 不站起来,同他一起到别的部门去走走,这对于你来说已经过分了。而正在 我站起来的时候,勤杂工来了,带来了你的信。我在楼梯上打开了它。老天 爷,里面有一张照片,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东西,一封可以读一年的 信,一封永恒的信,而且这张照片真好,好得不能再好了。一张可怜的照片, 只能透过泪眼,伴着剧烈的心跳才能看清它,用别的方式都不行。”  “我记得第一个夜晚。那时我们住在蔡尔特纳路,对面是一家成衣店, 门后总是站着一位年轻的女售货员。在上面的房间里,当时刚过二十岁的我 不停地踱来踱去,为第一次参加国家考试,拼命往脑子里装一些我觉得毫无 意义的东西,真是令人神经紧张的学习。那是夏天,天很热。这季节就是这 样,简直叫人受不了,牙齿间咬着那讨厌的罗马法律史,一直站在那儿。后 来我们终于交换了信号,定在晚上八点我去接它。可是当我晚上下去时,已 经有另一个男人在那儿了,这并没有引起什么变化。我本来就对整个世界都 感到害怕,当然也害怕这个男人;即使他这时没有出现在那儿,我照样是怕 他的。这姑娘虽然挽着他的手,却给我打了个手势,要我跟在他们后面。我 们便这样走到了苏岑岛上,在那里喝啤酒,我坐在旁边的桌子上。然后他们 慢慢向姑娘的住处走去,我跟在后面。在肉市的某处那个男人与姑娘道别了, 姑娘跑进了房子。我等了一会儿,她又向我跑来了,然后我们到克莱因塞特 的一家旅馆去。还没到旅馆,一切就已是那么诱人,令人激动而又厌恶,到 了旅馆里还是这样。凌晨时分,天气还是那么热,那么好,我们走回家去, 走过卡尔大桥。这时我自然深感愉快,但是愉快的仅仅是因我那永远可怜不 堪的身体终于获得了平静。令人愉快的首先在于:这一切没有更叫人厌恶, 没有更龌龊。我后来又同这个姑娘相聚过一次,我相信,是在两天以后,一 切像第一次一样美好。没过几天我就到一个避暑胜地去了。在野外同一个姑 娘稍稍玩了玩。从那以后我在布拉格不敢再看那姑娘一眼了,没有再跟她说 过一句话,她是(以我的眼光看)我的凶恶的敌人。可她实际上是个好人, 一个友善的姑娘。我的意思不是说,我的敌意的唯一来由(肯定不是那么回 事)是这姑娘在旅馆里全然无意识地做了一点什么令人厌恶的事(这根本不 存在的事不值一谈),说过什么脏话(不值一谈),但是记忆抹不去这些。 我当时就知道,我永远不会忘掉这个时刻。当时我就知道或以为自己知道, 这讨厌的、肮脏的一幕就外部来说不是必要的,就内部而言却是必要地与整 体缠在一起了,而正是这讨厌地肮脏的一幕(它的小小的记号仅是她那小小 的动作,小小的言谈)用强力把我拖到这个旅馆里来,本来我一定会全力反 抗的。”  “这条真理千真万确,不可动摇,是支撑世界的中流砥柱。然而我承认, 在感觉中(仅仅在感觉中),这个真理却继续存在,毫无疑问将继续存在。 你知道吗?假如我想写下下面将写的话,便唤来了许多宝剑,它们围成一圈 向我的躯体逼近,这是最完善的刑罚。假如他们开始划开我的肌肤(我没有 说刺入),假如它们开始划开我的肌肤,那就可怕极了,我会立刻随着第一 声叫喊就出卖一切,你、我、一切。我只是在这个前提下才承认,关于这些 事情的信件往来仅仅在我的感觉中(为了我的生命,我再重申一遍:仅仅在 感觉中),就像我是生活在非洲的什么地方,而且一生都是在那里度过的, 现在却要向一直生活在欧洲、生活在欧洲中心的你谈谈我对今后的政治动态 的坚定的见解。但是这只是一个比方,一个愚蠢的、笨拙的、错误的、感伤 的、可鄙的、装聋作哑的比方,不是别的什么,噢,它们的宝剑。”  “密伦娜——我又一次分开你的头发把它捋向一边——我是有一头如此 凶恶的野兽吗?对自己凶恶,对你同样凶恶?还是应该说,有一头凶恶的野 兽在追赶我?我甚至不敢说它是凶恶的。只有在给你写信时,我感到是这样 的,便说了出来。  其他事真的像我对你说的那样。假如我给你写信,那么在等信之前和之 后都无法入睡;假如我不给你写信,那么我至少可以稍稍睡上几个小时。假 如不写,那么我只是疲乏、悲哀、心情沉重;假如我写,不安和惶恐就会撕 裂着我。事情正是这样,我们在互相乞求同情:我求你现在允许我躲起来, 你求我——可是如果这是可能的话,那边是最可怕的咄咄怪事了。  但这怎么可能呢?你问道。我想干什么?我应该干什么?  情况大致如此,我,林中之兽,那时很少呆在林中,只是躺在某处一个 肮脏的沟壑中(肮脏自然只是由于我目前的处境),看见你在外面,你是我 见过的生物中最美丽的,我忘记了一切,甚至完全遗忘了自己,站了起来, 走近些,我的心在这新鲜的、可仍然是属于家乡的自由空气中颤抖着,但还 是走近了,一直走到你的身边。你是那么和善,我在你的身边蹲了下去—— 好像你允许我这么做似的,把脸贴在你的手上。我是多么幸福!多么自豪! 多么自由!多么强大!如同在家里一样,我总是这么说:如同在家里一样— —可是从根本上说我却只是一头野兽,只有森林是我的归宿,而能够呆在野 外只是由于你的慈悲。我从你的眼睛里寻找我的命运,而自己却并不知道 (因为我已经忘掉了一切)。但这持续不了多久。尽管你用最仁慈的手抚摸 着我,你总会发现我身上的某些奇怪迹象,表明我来自森林,表明森林是我 的老家,我真正的家乡。我们不得不谈到,不得不一再重复着“恐惧”,它 折磨着我的每一根裸露的神经(也折磨着你,但不是故意的),它在我面前 不断增长着。对你来说我是怎样一种不洁的祸害,怎样一种到处干扰你的障 碍啊!有关对马克斯的误会也来凑热闹了,在格蒙德这已经很清楚了,然后 发生了雅尔米拉理解和误解的事情,最后终于在V.那儿发生了愚蠢、粗暴、 冷漠的事情,其间还发生了许多小事。我想起了我是谁,在你的眼睛里我看 到错觉已经消逝,我怀着恶梦般的惊恐(在某个不该来的地方凑热闹,就像 是在自己家里一样)。我真的怀着这种惊恐,我必须回到黑暗中去。我受不 了目光,我绝望了,真像一只迷途的野兽,奔跑起来,尽快地跑呀,脑子里 只有一个想法:“要是我能带走她该多好!”还有一个对立的想法:“她去 的地方还会有黑暗吗?”你问我是怎么生活的,我就是这样生活的。“  “昨天我梦到了你,细节我几乎记不清了,只记得我们不断地变换位置, 我变成了你,你变成了我。后来你身上不知怎么着了火,我还记得人们用布 把火扑灭,用一件旧上衣拍打你。可是变形又开始了,你不再是那个人了, 身上着火变成是我了,而用上衣拍打的也是我。可是拍打没有用处,只是证 实了我由来已久的担心:这类东西对救火来说是毫无用处的。这时消防队来 了,你不知怎么又被拯救了。但是你与以前不同了,像幽灵一般,用粉笔在 黑暗中描画。也许仅仅由于得救而高兴得晕了过去,你倒在了我的怀里,毫 无力气。可就是这个时候也有那种变化无常的不稳定性在作怪,也许是我倒 在什么人的怀抱里。”  “我在读一本中国人写的书BUDACKA KNIHA (捷克语:鬼的故事)。因 此我想到,这里全是有关部门死亡的故事。一个人躺在临终的床上,死亡的 临近使他摆脱了一切依恋,他说:”我的一生是在抵御欲望和结束生命的斗 争中度过的。“然后是一个学生在嘲笑一个老唠叨着死亡的老师:”你老是 说死,却总也不死。“”我会死的。我在唱我的送终歌,一支歌唱得长一些, 另一支歌唱得短一些,只需要用几句话便可以概括它们之间的区别。“”  “现在我无所事事,在这封信上一直趴到深夜一点半,看着它,并透过 它看着你。有时候(不是在梦里),我想象中出现了这样的情景:你的脸被 头发遮盖了,我成功地分开了你的头发,向左右两边撩开头发,你的脸现出 来了,我的手抚摸着你的前额和太阳穴,双手捧住了你的脸。”  “单单从理论上看,由于写信想写就可以写,轻而易举,这就势必把可 怕的灵魂紊乱带到世间来。这是一种同幽灵打交道的行动,不仅是同接信人 的幽灵,而且也是同自己的幽灵。幽灵在写信的那只手下成长,在信件的连 续性中,即在一封信证实着另一封信,并可将另一封信作为自己这一封的见 证的连续性中成长。人们怎么会偏偏产生这样的想法:人与人可以通过信件 互相交流!人们可以想起一个远方的人,人们可以抓住一个近处的人,其他 一切都超出人的力量。但写信则意味着:在贪婪地等待着的幽灵面前剥光自 己。写下的吻不会到达它们的目的地,而是在中途就被幽灵们吮洗得一干二 净。它们正是通过这种丰富的营养骇人听闻地繁殖着。人类感觉到这一点, 也在与此斗争。”  就到这里吧,就到这里,我想,我已经填补了网上关于卡夫卡书信的一 段空白,当然,仅仅只是一小段,我的精力有限,无法贡献更多,如果我有 打错字的地方,也请大家谅解。大概这个世界上,只有象我这样的傻瓜才会 不惜精力地把书本上的大段文字输入到电脑中了,如果这可以表现我对他的 虔诚和敬意的话。我原本想在我摘录下的每一段文字后面都加上我对此的批 注和感悟,但是,最后我却决定删去那些部分。我觉得,每个人心中都有自 己的卡夫卡,不需要别人的解释,只需要自己的感觉,既然如此,那么我就 什么话都不要说,一切都留给各个孤独的心灵们去体会吧,你们也许可以从 这些文字里得到关于进入《判决》、《变形记》、《在流放地》、《地洞》、 《诉讼》、《城堡》等等扑朔迷离的迷宫的钥匙。  在卡夫卡认识密伦娜四年以后,也就是1924年,卡夫卡在孤独中默默无 闻地离开了人世,享年41岁。而密伦娜后来成为了捷克著名的左翼人士,《 绞刑架下的报告》的作者也是她的好友,她最终的命运很悲惨,被关进了纳 粹的集中营,死于1944年,而仅仅不到一个月之后,集中营就解放了。而这 时候,距卡夫卡的死,已经有二十年了。  然而,读完卡夫卡的情书,从他的字里行间中涌动出来的恐惧又一次弥 漫在了我的房间里,钻进了我的心中。在我的窗外,上海的冬天,又一次下 起了绵绵的细雨,那些雨水,轻轻地敲打在我家窗台上的那些花的绿叶上。 四周静静的,听着那些雨声,我忽然又一次感到莫名的悲伤,这是为什么? 因为我忽然发现,我的性格,与卡夫卡是多么相似。一个恐惧中的男人,有 着无限敏感的心灵,却始终是行动上的懦夫。卡夫卡走不出家庭的控制,去 看他的《判决》和《致父亲的信》吧,我——也是。确切地说,从个性的角 度而言,我就是一个小卡夫卡。  够了,我不想再写下去了,最后还是以卡夫卡的情书中的一段作为我这 篇短文的结尾吧——  “我今天看了一张维也纳的地图,有那么一会儿我觉得难以理解:怎么 人们建起这么大一个城市,而你却只需要一个房间。

很少有作家经历过像卡夫卡现在经历的命运:生前几乎完全默默无闻,而死后很快便世界闻名。对手弗兰茨·卡夫卡来说,这种命运的刻薄由于他对荣誉持全然无所谓的态度而得到缓解。在他心目中,写作(在他一篇日记中这么写着)是“祈祷的一种形式”。他努力的方向是内心的完美、白壁无暇的一生。不能说他毫不在乎世界对他怎么想。他只是没有时间来顾及这个问题。充斥他心中的是对伦理上最高境界的追求,这是人应该达到而实际上几乎达不到的境界;是一种上升至痛苦、至半癫半痴状态的冲力——不能容忍罪恶,容忍谎言,既不能容忍自我欺骗又不能容忍对他人的刻薄。这是一种经常以自我鄙薄为形式出现的冲力,因为卡夫卡仿佛是用显微镜观察他自己的弱点,渴望与纯洁、神圣获得最紧密的融合,在他的格言中这被冠以“不可摧毁的东西”。这种全力以赴的追求占据了他的一生。在这个意义上,卡夫卡是现代作家中最接近托尔斯泰的人。“倘若心中没有对某种不可摧毁之物的信念,人便不能生存。”卡夫卡以这句话清楚地表明了他自己的宗教观。很少有人注意到这句话。卡夫卡生前的状况便是如此。在他死后,一开始找不到一家大出版社愿意出版他的遗作。每一本我几乎都必须先在另一家出版社中出版。我试图引起一些名人对这些出版物的兴趣。盖尔哈特·霍普特曼写信对我说,可惜他还从来没有听到过卡夫卡这个名字……今天人们打开每一期德国的、法国的、英国的、美国的或意大利的杂志,差不多都会碰到这个名字。今天聚集在卡夫卡这个人物上的耀眼的灯光自然也会引起对他的形象的一切扭曲。但只要充分相信卡夫卡自己教诲的那个“不可摧毁之物”,对那些扭曲也可以不必放在心上。换句话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难以着手的人格的正确的形象轮廓将自己会显现出来,尽管这个轮廓今天还是那么有争议。但是如果今天就能有机会描绘出本质的、正确的轮廓来,自是令人高兴的。也就是说,如果那些曾与卡夫卡有个人联系的证人出来讲话的话。比如最近我得到的《回忆卡夫卡》一书,这是卡夫卡的一个朋友(弗利德里希·梯伯格,现在在耶路撒冷)写的;比如卡夫卡生命的最后岁月直到他去世的生活伴侣朵拉·笛芒(她不久前,于1952年8月在伦郭去世)在她在以色列可惜太短暂的逗留中,在公众演讲和私下谈了许多她与卡夫卡共同生活的事情,大多数由费利克斯·威尔奇记录了下来。加入这些证言行列的有玛尔特·罗伯特关于朵拉的报道,还有古斯塔夫·雅诺施值得注意的记载。雅诺施的记载之特殊价值在于:他在卡夫卡生前便记下了卡夫卡的言论;这好比艾克曼在歌德每次讲话之后马上将其记录下来,从而给我们留下了了解歌德这个真实的非凡人物的无法估价的源泉。雅诺施自己在他的书的“前言”和附录的“说明和解释”中介绍了他自己的生平和《卡夫卡谈话录》的产生经过以及手稿的故事。这里需要补充一下的是,这部手稿是怎么到我这里来的,它是怎么补充了从1920年3月底以后这段时间里,即从雅诺施认识卡夫卡的那天起,我们对卡夫卡生活的认识。关于这段时间直到不久前还没有很多出版物提及。雅诺施的记载填补了这个空白。1947年5月,即我最终离开我出生的城市布拉格八年后,我收到了一封从布拉格寄来的信,信是以这几句话开头的:“我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我。我是您离开这里前不久在布拉格日报’上报道过的那个音乐家;也就是促成弗兰茨·卡夫卡的《变形记》捷克文译本在弗罗里安那儿发表的那个人。”写信者问我,他是否可以把他“关于弗兰茨·卡夫卡的日记记载”寄给我,他在为此找一家出版社。“弗兰茨·卡夫卡是我的青春时代——而且不止于此。您可以想象我的紧张心情,”在雅诺施给我的第二封信中这么写道。这部手稿隔了很久才到达。而由于我当时工作繁忙,相当长一段时间我没有去读。最终还是我的女秘书爱斯特·霍弗夫人(她在我整理和出版弗兰茨·卡夫卡的遗作中鼎力协助,使我欠她无限的情)拿去了这部著作,并在读后告诉我,这是一部非常有价值的、重要的著作。于是我开始读这些记载,其充实的新鲜内容向我涌来,令我惊讶,而这些内容清清楚楚地、无法替代地留着卡夫卡身上所宣示的那种天才的印记。就连卡夫卡的外表,他的讲话方式,他边说话边作手势的那种给人深刻印象的、柔和的姿态,以及他的相貌都活灵活现。我感到好像我的朋友突然活了过来,刚刚走进我的房间。我重新听到他说话,看到地闪闪发亮的活跃的目光停留在我的身上,感觉到他安静的、痛苦的微笑,为他的智慧所吸引并深受感动。此后不久,朵拉·笛芒来此探访,她多次来看我,有一次我给她念了雅诺施这本尚未出版的书的片断。她马上被吸引住了,在雅诺施保留下来的一切文字中她认出了卡夫卡那无可替代的风格及其思维方法。她在这本书中感到真正地与卡夫卡重聚了,深受感动。于是这些谈话的真实性得到了两个证人的证实;不久又来了第三个人。卡夫卡的《致密伦娜书简》问世了,是由我的朋友维利·哈斯整理出版的。这些信件在一家布拉格银行的保险箱里保存了二十年之久,我没有见过。现在我读到这些信件了,依我看,这些信属于所有时代里最伟大的情书之列,足以与朱丽叶·德·莱斯庇纳斯那些灼热而谦卑的书信相媲美。这里,在一些插曲中我又碰到了那位拘谨的年轻人古斯塔夫·雅诺施,他把他的最早的一批诗歌送交给他极尊敬的卡夫卡评阅,同他一起讨论,而由于卡夫卡沉浸在完全不相干的思想和爱好之中,这种征求意见明显地打扰了他。雅诺施记载中涉及的整个对话局面当然只是他从一个方面看到的,而从另一个精度,从对立的方面看是掺杂着讥讽的滴剂的,却正因为如此而更证实了其真实性。此外,雅诺施在我于1937年发表的卡夫卡传记中已经首次被提及,当然只不过在比喻中,说得更清楚些:随着他父亲的形象出现,没有提到名字。在第三章中我描述了卡夫卡如何善于同他工作的办公室内的同事们,即工人工伤保险公司的同事们交朋友,包括“同非常普通和思想非常混乱的心灵”。我举例谈到一个监察员,弗兰茨曾将他的记事本转交给我。现在我又找到了那个记事本,在现在这个时刻它正放在我面前的桌子上。这个记事本开头写着这么一句话:NOSEXULESFILllEVAEINHACLACRIMARUMVALLE。这本记事本的充满幻想和独特思想的编撰人不是别人,正是雅诺施的父亲。我既结识了父亲,稍后也认识了儿子。人们会注意到,雅诺施一书的诠注落款是“阿尔玛·乌尔斯”这个笔名,这便会令人感到与刚才提到的记事本有联系。父亲高雅的形象和他不幸的异族婚姻感人的次要主题,在古斯塔夫·雅诺施的记载中,在卡夫卡形象的主旋律之外清楚地得以表现(这里可对比卡夫卡关于雅诺施父亲的评价,见《致密伦娜书简》第121页)。对卡夫卡来说,他同雅诺施交往的整个时期处于“密伦娜·耶申斯卡一波拉克”这个命运攸关的信号之下。雅诺施于1920年3月底认识了卡夫卡。卡夫卡日记从1920年1月到1921年10月15日这段时间是个空白,与此有关的本子或散页无处可找。1921到10月15日卡夫卡第一次提到,他把他所有的日记都交给了密伦娜。有可能他那时正好将与这一伟大的爱情插曲有关的部分毁掉了。他死后,密伦娜把这些日记带给了我,还有长篇小说《失踪者》和《城堡》的手稿,这些保存在她那里,指定要交给我的。密伦娜在卡夫卡死后写给我的谈及这些事的那封信,我把它作为倒数第二封摘引于下。卡夫卡在日记中以M.标示密伦娜,有关的笔记我在其他地方(在卡夫卡父母的住处,在弗兰茨暂住过的小房间里)找到,可循迹至1922年5月。那种一开始即成为卡夫卡最大幸福的狂热的关系很快出现了悲剧性的转折。我保存着卡夫卡的一封信,他在这封信中恳求我阻止密伦娜再去看他。读者在将载入卡夫卡斯有信件的那本书中见到这篇东西。这就是雅诺施交给我们的谈话内容之暗淡背景。对当时充满心中的巨大苦恼卡夫卡只是隐隐有所提及,此外,他以客观地进行哲学思考的人出现,以纵览的方式关心着世界大事、各民族和各阶级以及各宗教间的斗争。这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卡夫卡在他一生几乎所有情况下持有的巨大的自制力——除非是他坐在日记本前或在与最亲密的朋友谈话时。雅诺施转达的卡夫卡的话给人以真实可靠的印象,它具有卡夫卡通常讲话风格那种不会误认的标记,这种风格也许比他写作的风格更简明,更精确,对于卡夫卡来说,要说什么没有意义的话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从未从他嘴里听到过一句不深刻的话。即使在他谈论最日常的普通事情时也同样如此。对他说来(也同样对正在与他谈话的人说来),根本就不存在日常。他从不刻意追求思想深刻的格言,而是一切都自然轻快地从他嘴里涌出,他的话在胚胎状态中就是奇特的,奇特地诞生,根本无须去寻求奇特性。当他没有重要的话可说时,他宁可闭口缄默。在同雅诺施谈话中的素材范围也是我自己在无数与卡夫卡的谈话中所熟悉的,我毫不困难地认出这些话题素材正是卡夫卡关心的核心范围。在我的卡夫卡传中我仅以一段简短的解释将雅诺施作证的这一整段时间一笔带过。由于那时密伦娜还活着,我有所保留。在那以后,我们从玛加蕾特·布伯一诺伊曼的书中(《斯大林和希特勒管制下的囚徒》知道了更多关于这位不平凡的女性的事,也知道了她在集中营中的可怕的死亡,还有她感染所接触的所有人的那种神奇的、鼓舞的力量。卡夫卡(192年1月18日日记)曾将她的品质说成“无所畏惧”。现在卡夫卡给她的信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认识她的手段,此外还有维利·哈斯撰写的跋和密伦娜这个真正了不起的女人的重要的肖像画。在一定意义上,她生存方式的光芒也在雅诺施的记载中反映了出来,尽管她的名字从未被提到过。可是要理解卡夫卡对雅诺施讲过的许多话并找到正确的回音,就必须考虑到,在卡夫卡当时特别用心考虑犹太人问题的时候,他爱上了密伦娜这么一个捷克女基督徒,而且她的两个女友都嫁给了犹太人。密伦娜的丈夫也是犹太人。为了跟他结婚,她与站在政治舞台上的、身为民族主义思想特别强烈的父亲这个捷克人之间爆发了最激烈的冲突。卡夫卡处在这样全新的、激动人心的环境中,面临这样的抉择,使他能更深入地观察犹太人问题。在读了雅诺施的《谈话》及《致密伦娜》后我才明白,卡夫卡伟大的长篇小说《城堡》提供了根本性的注脚,这是一首惊人的悲剧叙事诗,写的是一个陌生人,一个无家可归者,他想要在他所选择的家乡扎根,却不成功。撇开《城堡》之外的一切更广泛、甚至包罗万象的宗教内容不谈,不可忽视传记住这个前提。推诺施无意中为帮助理解这些内在联系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关于这些内在联系,密伦娜给我的信件(八封信,一部分对卡夫卡作了广泛的分析,谈到了他与她的关系)和我自己关于卡夫卡生命的那个阶段的笔记,以及密伦娜口头对我的叙述还能告诉我们一些什么。人们可以在长篇小说《城堡》中找到卡夫卡对密伦娜的爱情关系的反映,这些往往是以古怪的疑惑和轻蔑的方式表达出来的。这是所发生事情的强烈的扭曲变形,也许只有用这种手法才能拯救他脱离危机。密伦娜在长篇小说中是以极端漫画化的形象借“弗丽达”之身出现的。她为了搭救卡夫卡,迈出了关键性的步子;她与他结合,与他一起在贫困和放弃享受的情况下建立了家室,然而愉快而坚定,她想永远属于他,并通过这一点引导他回到质朴和直接的真实生活中来。可是就在K.取得进展,抓住伸来的手的同时,对那个女人产生影响的先前的联系又冒了出来(“城堡”、民众、社会,尤其是那位神秘的先生克拉姆,在他身上可以看到的是以夸张的、妖魔化了的吓人形象表现出来的密伦娜内心无法摆脱的合法丈夫),梦想中的幸福很快便告终结,因为K.不愿只获得一半权利,他希望的是独自将弗丽达娶为妻子,而不能让她老是为“城堡”的信使们,那些谜一般的助手,为克拉姆所占有。可是她却背叛了他,回到了她曾经摆脱的“城堡”的势力范围中去。随着故事的发展而清楚起来,K.心中整体获救的愿望之火燃烧得远比弗丽达坚决,弗丽达心中的愿望像点燃的稻草般一烧便尽,或者很快就失望了。密伦娜口头告诉我,她的丈夫得知卡夫卡是他的情敌并想要娶她时,他重新开始对地产生兴趣。这部长篇小说和亲身经历的平行线还可以画得更远,可以看到K.身上自我折磨的特征强烈地显示出来。在长篇小说中他把自己看成是一手制造一个邀请、一个职位之任命的假想的骗子。劝他们断绝来往的密伦娜的女友们在长篇小说中夸大地上升为神话般的、命运女神般的女店主形象。她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古代悲剧中的合唱队。弗丽达在奥尔加面前表现出来的奇怪的妒忌和蔑视,反映了密伦娜对卡夫卡当时的未婚妻J.W.的态度。她断然要求卡夫卡与W.和她的家庭断绝关系。她的这个要求提得十分尖锐,甚至不合理,卡夫卡自己就曾这么指出过,尽管他还是听从了她。被社会遗弃的奥尔加一家同样也要去迎合现实。像这种现实主义的砖石在《城堡》中还可以找到很多。而整个建筑物大大高出一切这类砖石,作者把人间所有零碎部分富有想象力地改造一番,堆成高大的整体。假如人们看到了这个给人以强烈预感的、始终在模糊的光线中晃动而又有效地发出预言的整体,看到这整个建筑物,人们自然会更加为这部长篇小说深深吸引,产生无穷的赞赏之情。生活中的细节对于产生一部文艺作品所具有的重要性当然不能估计过高;但如果完全忽视其重要性,那么非常容易产生错误的观点。长篇小说《城堡》构成了《谈话录》以及《致密伦娜》的布景和舞台。卡夫卡是在1921和1922年之间写这部小说的。我可以证明他从事于这部小说之写作的第一个日期是1922年3月15日。卡夫卡在这天将这本即将写出的书开头相当大的一部分念给我听。相似的主题当然在很久以前就出现在他的日记中了(比如1914年6月11日:村才子里的诱惑D。卡夫卡1917年在屈劳的经历构成了书中的环境;我甚至可以证实其材料与他中学时代的读物的关系(同博切娜·汉姆可娃的优美的捷克文长篇小说《祖母》就有关系,在那部小说中,同样有一个给人以陌生感的宫殿统治着一个村庄)。密伦娜的信也隐隐约约地点到了这个古典女作家。可是这一切并不能阻止我们承认,仅仅通过同密伦娜相识,所有在作者心灵中早已形成的容器才装满了沸腾的内容,这种内容使他如痴如醉,使他产生了创作《城堡》这部长篇小说的灵感。在产生《城堡》的那个时期,除了卡夫卡致密伦娜的信件和密伦娜致我的信件外,雅诺施的回忆也成了极重要的文献。由于正是在这个时期卡夫卡的日记完全中断了,而在此后不多的几年中也残缺不全。因此雅诺施的回忆就更显得重要了。我将在此首次发表的密伦娜给我的八封信让我们深入地看到她与卡夫卡之间的整个关系,并且是从女方的角度出发看的。这样它们便在重要的特征上补充了由《致密伦娜》画出的这个爱情的画面。第一封信落款日期是1920年7月ZI日,是用德语写的,我将不作删改地抄录于下。第三封到第六封信,包含着最重要的内容,是由密伦娜投入其全副身心热情奔放地草就的,显示了她美丽的捷克母语,我在此将尝试着译出来。随着与弗兰茨关系的弦断音绝,密伦娜显然对我也更加有所保留了;所以她的最后两封信又回到了德语,她的德语比她的捷克语表达方式显得保守些。关于密伦娜的捷克语在此再说几句。密伦娜·耶申斯卡夫人是一位出色的女作家,而且不是她家庭中唯一的一位。关于同一姓氏的另一位女作家,假如我没有弄错的话,那是她的姑母;由于她捷克沙文主义的、小市民的思想意识,她在我们的圈子里是受非议的。相反,密伦娜则经常为布拉格自由派的日报《论坛报》撰稿。这份报纸是由感到自己是捷克人的犹太人,即激进的同化论者和犹太复国主义的反对者们创立的,这成了文学上颇受重视的一张报纸,捷克最杰出的作家中有许多人参加该报的工作。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密伦娜从维也纳寄文章来,至少每星期天在这份报上发表一次。卡夫卡常以极大的热情跑到一个报刊亭去,看看新的一期上有没有密伦娜的文章,此情此景至今历历在目。密伦娜写关于在维也纳的生活的报道,社会圈内的交谈,关于书的事,关于女式时装,关于日常新闻,此外还有一般的心理学观察。卡夫卡简直找不到足够的赞美言词来形容这些文章的精巧、活力、风格之轻松自如。他常将它们同他心爱的作家之一冯塔纳的书馆和游记相比。他买来报纸,大段大段地朗诵给我听;我承认,这些受到称赞的描述设有什么在我脑子里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什么也没有在记忆中留下。当然可能责任在我这边。看来应该花力气把密伦娜这些记者文章找出来,收集起来;因为卡夫卡对其文学价值的高度评价显然并非仅仅出自爱情,而且也是出自对密伦娜写作质量的客观评价。他关于文学事务的判断总是极其独特、精确的,失误非常少见。在出现失误的地方(比如对格里尔帕策的《可怜的乐师》的明显错误的评伦,《致密伦娜》一百零一页,甚至说它是“浅薄的、矫揉造作的”—一据我看来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再说也与卡夫卡自己在日记中及口头上对《可怜的乐师》的激动的评价相矛盾),必须始终考虑到,卡夫卡出于自我憎恨攻击某个作者的观点,实际上认为必须批判的是自己这种观点。这是一种与作者共同进行的自我对号入座。据我所知,密伦娜没有出过书籍形式的作品,译作除外。第一封信是由一件初看上去流于古怪的事情开头的。有人告诉我,在布拉格旁的维勒斯拉文精神病院里多年来关着一个不幸的人,他家里人关心他的囚禁状态。那人要求我开始为营救无辜受害者干点什么。卡夫卡告诉我,以前密伦娜也在这病院里待过,认识了队队先生。所以我写信给密伦娜,请她谈谈有关NN.的情况。我以前认识密伦娜,经常与她匆匆见面,那是在韦尔弗或作家保尔·科伦菲德组织的社交场合中。我知道她在维也纳同韦尔弗的朋友恩斯特·波拉克过着极不幸的婚姻生活。波拉克才华横溢、知识丰富,也搞些哲学研究,被人们称为“行家波拉克”,他对她有着非常强大的影响。可引为对照的是《城堡》中许多处于克拉姆的描述。我知道,密伦娜是不顾全家人的反对投入波拉克怀抱的;也许她被迫居留维勒斯拉文与她家里人把她同波拉克分开的企图有关。波拉克同时与维也纳一个非常美丽的、智力平平的女人有着爱情关系,这个女人与另一个人有着暧昧关系,与之结了婚。波拉克想干什么就明目张胆地去干,丝毫不考虑密伦娜的感情——而她看来对他的无所顾忌深感痛苦,却似乎同时又爱这种折磨。她必须自己赚钱养活自己,她说到过,有时她在维也纳一个火车站为游客提箱子,为求一饱。布拉格她那百万豪富家庭许多年内不给这个“失去的女儿”任何资助。弗兰茨是在她这样的困境中认识她的。当他1920年上半年从美兰休养后回到布拉格时,我简直认不出他来了;他这个平常多么平静的人那样幸福、那样兴奋地叙述着与密伦娜在维也纳度过的日子。然后他每天给她写几封信,也收到许多来信,但远远不能满足他的胃口。有时干脆电报往来。我不得不经常到弗兰茨的办公室去找他,帮助他打发等待密伦娜的电报的漫长时辰。我发现,这种可怕的激动无疑给他已被疾病动摇了的身体状况带来可怕的恶化。作为我的朋友的忠实助手(后来他在我的关情问题上作了同样的贡献),我劝说密伦娜以轻松些的方式对待病人。对此,密伦娜寄来了第二封信。第一封信中的气氛还相当安宁;这表现在这第一封信在开头和主要部分谈的是一件远离切身关系的事情;但这件事又强烈地照亮了卡夫卡的人性,因为正是他不断地催我为那个被医生关起来的N.N先生插手干预。那时我们俩还有足够的精力,不仅关心自己的命运,而且关心第三者的痛苦。直至今日,我们在保险公司走廊里不祥地回响着的脚步声依然在我耳边震荡。只有在上午弗兰茨才必须在那座陈旧的大楼里坐着度过办公时间,但那时他下午也在办公室里度过,因为每时每刻都可能有密伦娜的电报或急信到来。密伦娜给我的第一封信是这么开始的:非常尊敬的博士先生:您希望我提供某种证据,证明N.N.先生在维勒斯拉文遭遇的是不公正的待遇。可惜我可以告诉您的有关当局的事没有多少确定的、成熟的东西,尽管我非常愿意这么做。我从1917年6月至1918年3月逗留在维勒斯拉文,住在那同一座别墅中,我能为他做的一切无非是:我数次借书给他,他数次使我被关起来;也就是说,他不得与任何人交谈;一旦发生了他与任何人交谈的事,即使内容无关紧要并当着护理员的面也不行。那么一来,所有的人都会被关起来,护理员被解雇。接下去描写了那被囚禁者所处的糟透了的处境。一句也许包含切身经历的典型的话是:“精神病学如果被滥用,便是一门可怕的学问。一切都可能是不正常的,每句话都可以成为折磨者的新武器。我敢起誓,事实便是如此,而N.N先生在世界上别的地方同样能生存。但我却无法证明任何事情。”我的干预一无成效。但这是后来的事情。这封信在结尾部分自己把话题转到了弗兰茨身上,密伦娜总是把他称为“弗兰克”。我对您还有一个重要的请求,博士先生。您知道,我从来无法从弗兰克那里得知他的近况。他总是告诉我他的情况“好极了”,这个可爱的人,他总是说健康得不能再健康,宁静得不能再宁静等等。我请求您,真的请求,请求——假如您看到,假如您感觉到他在受苦,为我的缘故肉体在受苦,请您马上告诉我。我不会对他说我是从您那儿获悉的;假如您答应我,我心情会平静一些的。我将怎么帮助他,我不知道,但是我会帮助他,这我知道得很清楚。弗兰克说,必须“爱您,为您而自豪、钦佩您”,现在我做这一切,并预先表示真诚的感谢——首先为我能依靠您表示感谢。我在回信中没有隐瞒,卡夫卡的状况在最近恶化了许多。7月29口密伦娜写信给我:我确实非常恐慌,我不知道弗兰克的疾病是这么严重。在这里时他真像个健康人,我根本没有听到过他咳嗽,他精神焕发,心情愉快,睡眠香甜。您感谢我.亲爱的、荣爱的马克斯,却不是谴责我已经很久没到他身边去了,谴责我坐在这里仅仅写写信。我请求您——我为此请求您:别认为我是个坏人,别认为我心情轻松。我在这里。心都碎了,完全绝望了,手足无措。可是您写道,弗兰克确实需要我,从我这儿得到点什么,某种好东西。这对我来说是最大的幸福,真的马克斯。弗兰克无疑会到什么地方去,我将为促成此事尽一切力量。假如没有其他办法,那么我就在秋天自己到布拉格去。我们会送他离开布拉格的,对不对?我也希望,他在别的地方将很平静,心灵处于好的状态。我,我将为此尽一切力量。我的婚姻和我对丈夫的爱情的故事十分复杂,在此一言难尽。不过这事使我现在难以脱身,也许我永远不可能,我——不,语言是愚蠢的。但我不断地为我自己寻找出路,不断寻找解决办法,不断寻找善与正确。马克斯,请您相信,我不会让弗兰克痛苦的,请您相信我,这一点对我来说比世上其他一切都更为重要。现在您在他那里。有什么消息您一定会马上告诉我的,您会严厉而真诚地对待我的,对吗?我今天感到轻松些了,因为我有了您,因为我不再那么过于孤独了。等您回来,请您来信告诉我旅行的外界条件,再就是什么是必须为此做的事,怎么做?尤其是:从医生的诊断看他是否有恢复健康的可能?这一切都无关紧要,我写这些干嘛?关键是让他离开那里,而他会这么做的,毫无疑问。我非常感谢您。我真的深深地感激您,您在信中对我这么好。请您原谅我称您为马克斯,弗兰茨是这么说的,而我已经习惯了。致衷心问候!密伦娜·P这里逐字逐句、不加删节地刊载了第二封信。我只是省略了密伦娜画的许多语气加重线。此外,我觉得她的笔迹与托马斯·曼的笔迹有某些相似之处;这是非常奇特的,因为托马斯·曼的笔迹似乎是独一无二的。第三封信的开端涉及的是我的一本书,密伦娜非常赞赏它。接下去她写道(我从捷克语译了出来):我真想夜以继日地答复您的信。您说,为什么弗兰克畏惧爱情而不畏惧生活呢?然而我想,事情不是这样的。生活对他来说与对所有其他人完全不同,首先,金钱、交易所、外汇中心,甚至一台打字机在他。心目中都是神秘的事物(事实上它们也是如此,只不过我们其他人没有感觉到而已),它们对他来说是最奇怪的谜,他面对它们的态度与我们完全不同。比如他的公务员工作是一种普通的履行职责吗?在他眼里机关是那么谜一样,那么值得欣赏,就像一个孩子看待火车头一样。他弄不懂世界上最简单的事情。您曾同他一起去过邮局吗?他按照格式写好电文,摇着头去找他最喜欢的一个小窗口,于是(丝毫无法理解为什么)从一个窗口走到另一个窗口,直到碰到合适的,然后他数好钱,拿到找头,点一点收到的零钱,发现人家多给了他一个克朗,把这个克朗还给坐在窗后的小姐。然后他慢慢走开,再点一遍钱,在最后一道楼梯上他发现那给还的一个克朗仍然应该是他的。这会儿您站在他旁边不知怎么办才好,他两脚交替落地,考虑该怎么办。走回去是困难的,上面挤着一准入。“让它去吧”,我说。他震惊地看着我。怎么可以算了呢?他并不是为这个克朗难过。但这样不好。这根本不是一个克朗的问题。怎么能听之任之呢?他就此说了很多,对我非常不满。而这样的事重复发生在每个饭店里,在每个女艺丐那儿,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有一次他给了一个女乞丐两个克朗,想要收回一个。她说她没钱找。我们在那里站了两分钟,考虑怎么办这件事。后来他想起来,他可以把两个克朗都给她。但刚走开几步,他就变得闷闷不乐。而这同一个人不言而喻会毫不犹豫地、激动地、非常愉快地给我二万克朗。可是假如我请求他给我二万零一克朗,我们就必须找个地方去换钱,如果不知道在哪里可以把二克朗换成两个,那么他就会认真考虑,他应该怎么处理不该给我的那个克朗。他对钱的狭隘几乎同对女人的狭隘一样。他对机关的恐惧同样如此。有一次我给他打电报、打电话、写信,恳求他看在上帝的份上到这里来一天。当时对我来说非常必要。我拼命诅咒他。他几夜睡不着,折磨自己、写了一些充满自我践踏的信来,但人没有来。为什么呢?他不能请求休假。他不能向经理——即那个他从内心深处钦佩的经理,因为他打字速度快——他不能向他说,他要到我这儿来。找别的什么借口——又是一封震惊的来信——怎么说呢?撒谎?对经理编个谎言?不可能。假如您问他,为什么他曾经爱他第一个未婚妻,他回答:“他是那么会做生意。”说这话时,他的险由于敬重而放光。噢,不,整个世界对他来说是谜一般的,始终如是。是个玄奥的秘密。是某种他没有能力做到的事,他从感人的、纯洁的质朴性出发给予高度的估价,因为那是“会做生意”的。我对他谈到我的丈夫,谈到他一年里上百次地做不忠于我之事,他以一种方式吸引着我和其他介入。这时他脸亮起了同样的敬畏之光,就像那时他谈到他那字打得很快,因而是个杰出的人的经理时一样,就像他说他的未婚妻“会做生意”时一样。这一切于他都是某种陌生的东西,打字打得快的入、有四个情妇的人对他来说是不可理解的,正如在邮局里误付的那个克朗和多给女乞丐的那个克朗是不可理解的一样.之所以不可理解,是因为那都是活的。但弗兰克不懂得生活。弗兰克没有生活的能力。弗兰克永不会健康。弗兰克将很快死去。事情显然是,从表面现象看我们大家都有生活的能力,因为我们不如何时已在撒谎中找到了避难所,避到了目不见物、精神激昂之中,进到了乐观主义、具有某种信念的场所,遭到了悲观主义或其他什么东西的地方。但他从来没有逃到某种避难所之中,没有找到任何避难所。他绝对没有撒谎的能力,就如他没有灌醉自己的能力一样。他没有一丝一毫庇护,没有栖身之处。他就像一个赤裸裸的人处于穿着衣服的人们中间。甚至那一切,他所说的、他本身所是的、他所度过的一切都还不是真实。便是这么一种局限于一定范围内的存在,摆脱了一切可以帮助他改写生活的附加因素——无论在美好或在困苦状态下,都是一样。而他的苦行主义毫无英雄气概——因而更显得伟大和崇高。任何“英雄主义”都是谎言和懦弱。这不是一个将其苦行主义作为达到某种目的之手段的人;这是一个由于其可怕的洞察力、纯洁性和无妥协之能力而被迫采取苦行主义的人。世上有非常聪明的、但也不愿妥协的人。但他们戴上了魔幻眼镜.从而看一切东西都不一样了。他们因此而不需要妥协。于是他们会飞快地打字,能拥有女人。他则站在他们旁边,惊奇地看着他们,看着一切,包括打字机和女人。他永远不能理解。他的书是令人惊讶的。他自己则是更令人惊讶得多。我非常感谢您为我做的一切。祝您一切顺遂。假如我到布拉格来,我可以来拜访您吧,对吗?致最衷心的问候。下一封信没有写日期,那是一声狂野的绝望的喊叫。密伦娜收到了卡夫卡从塔特拉疗养院寄来的绝交信。她摘录了他写给她的话:“不要写信来,阻止我们再会面。”原因很清楚;密伦娜想每隔一段时间同卡夫卡会一次面。但她不打算离开她的丈夫而始终同卡夫卡生活在一起。可是卡夫卡不能满足于一种婚姻替代物,对他说来,婚姻作为同妻子和孩子们的命定的组合.意味着生活中最神圣的峰巅。当时,在卡夫卡日益恶化的健康状况下,也许完全不去考虑婚姻问题是明智的。只有某种不现实、不理智的事情的实现,只有一个奇迹才能拯救他。卡夫卡在寻找这个奇迹;后来他确实在朵拉·笛芒身上享受到这么一种奇迹的余晖;而密伦娜由于其完全接近现实的个性不能将这种奇迹带给他,尽管她作出了很大努力,尽管她已经那么接近于打破一切事件的框框。“我有罪还是无罪?”她在这封感情如暴风雨般的信中问我(信里她将许多处涂抹得无法辨认)。她想要从我这里得知,她是否也是那些救不了弗兰茨的女人中的一员。现将这封信全文译载如下:亲爱的博士先生:请原谅我不能用德文来写。但愿您懂得很多捷克文,因而能理解我的意思;请您原谅我的打扰。我完全不知怎么办才好了,我的脑子再也不能忍受任何印象、任何思想,再也不能接受任何印象和思想,我一天所知,毫无感觉,什么也不理解;好像在这几个月中有某些非常可怕的事情撞上了我,但我不知道什么。我对这世界什么也不知道,我仅仅感觉到,假如刚离开我的意识的东西又回到意识中,我会杀死自己的。我可以告诉您,一切是怎么、通过什么和为什么发生的;我可以向您叙述关于我、关于我的生活的一切;但有什么用呢——再说: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只是手里拿着弗兰克从塔特拉寄来的信,一个足以致命的请求,同时是个命令:“不要写信来,阻止我们再会面。只有这个请求静静地充实着我的内心,只有它能使我以某种方式活下去,其它一切只能继续摧毁。”我没有勇气发出一个问题,一句话;我也不知道,我想要问您的是什么。耶稣基督啊,我恨不得把太阳穴按到脑子里去。您只要告诉我一点,您最近曾同他在一起,您是知道的:我是有罪的还是无罪的?看在上帝的份上,我请求您,别来信给我安慰,别对我说,谁也没有过错,别给我写心理分析。这一切,您听见吗,您要写给我的一切我都知道。我信赖您,马克斯,在我一生中也许最困难的时刻,天晓得;我请求您也给我以信赖。清理解我想要的是什么。我知道,谁是弗兰克;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我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快要发疯了;我作出了努力,去正确地行动、去生活、去思想、去感觉,根据良知,但不知什么地方存在着罪孽。我想听的是这个。当然我不知道您是否能理解我。我想知道,我的情况是否使弗兰克也为我的缘故而痛苦,痛苦过,就像在所有别的女人身上一样,以致他病情恶化,以致他在我面前也要逃到他的恐惧心理中去,以致我现在也必须消失,我是否对此负有罪过,或者这是否是他自己的本质的延续。明白我说的是什么吗?我必须知道这一点。您是唯一也许知道点什么的人。我请求您给我答复,请您用赤裸裸的、简单明了的、当然也是残酷的事实真相回答我。[三行字画掉,无法辨认]。如果您给我答复,我会非常感激。这将使我在一定程度上知道从何处下手。此外我请求您告诉我消息,他近况如何?数月来我对他一无所闻。“画掉了两行]。我的地址:M.K,维也纳八区,65邮局,贝诺街。请您原谅,我不能将这封信誊清;我甚至不能再读一遍。谢谢。密伦娜。下一封信的声调稍稍平静了一些。然而强烈的激动好像仍然在表层下持续看。下面是这封信的全文:我感谢您的盛情。现在我已恢复了一点理智。我又可以思索了。这样我并未感觉好一点。我将不给弗兰克写信—这是绝对没有疑问的。我怎么能那么做呢!假如人类在地球上确实有个任务要去完成的话,那么我在他的身边这个任务完成得很糟。我怎么能那么不谦虚,伤害他,如果我没能力帮助他的话?至于什么是他的恐惧,我清楚得直至最后一根神经。这即使在他不认识我的时候,这种恐惧已经始终浮现在我的面前了。我在认识他之前便已经认识了他的恐惧。我理解了它,却蒙着头不加理会。在弗兰克在我身边的四天中,他抛弃了它。我们曾嘲笑它。我肯定地知道,没有一家疗养院能够治愈他。他永远不会健康,马克斯,只有他怀有这种恐惧。没有任何心理强化能够克服这种恐惧,因为这种恐惧阻碍着强化。这种恐惧不仅涉及我,而是涉及一切厚颜无耻地活着的东西,比如也涉及肉体。肉体过于裸露,他看到它便无法忍受,我当时曾有能力消除这一点。当地感到这种恐惧时,他便看着我的眼睛,我们等待了一会儿,好像我们喘不上气来似的,或好像我们脚疼似的,过了一会儿,恐惧便消逝了。不需要花丝毫力气,一切简单明了,我把他拽到维也纳后面的山丘上去,由于他走得慢,我在前面跑开了,他在我后面迈着沉重的步子追上来。闭起眼睛,我还看得见他的白衬衫和晒黑的脖子,看见他怎么拼搏。他跑了一整天,上山,下山,他在阳光下行走,没有咳嗽过一次,他胃口好得吓人,睡得像个风笛.他就是健康的,他的病在这几天中对我们来说就像是一场小小的感冒,假如我当时同他一起去布拉格,那么我对他来说将至今仍然像当时一样。但我的双脚异常牢固地长在了这里的土地上,我没能力离开我的丈夫,也许我女性味太浓了,以致我没有力量投身于那种生活,我知道这意味着一生度过最严厉恪守的苦行生活。然而在我心中却燃烧着一个无法抑制的欲望,一个对另一种生活的疯狂的欲望,渴望过我正在过和必将过的生活,渴望有一个孩子的生活,渴望一种接近地面的生活。这种欲望在我心里战胜了其他一切,战胜了爱情,战胜了对海阔天空的飞翔的爱,战胜了钦佩,归根结蒂仍是战胜了爱情。就此不管说些其他什么话都行,但只会是谎言。这也还是最微不足道的原因。然而已经太晚了。我心中的这场斗争变得过于清晰.把他给吓着了。这一点正是他从另一方面出发与之战斗了一生的东西。在我这里他可以获得休想。可是接下去它在我这里也开始追逐他了。这与我的意志相违背。我知道得很清楚。发生了某种不可消除的事情。我去做、去完成那么一个行动,我是太弱了,而我知道,这是唯一可以给他带来帮助的途径。这是我的罪过。您也知道这是我的罪过。人们归之为弗兰克的“非正常性”的东西恰恰是他的优点。同他相聚的女人们都是些凡俗的女人,不懂得过与其他女入有所不同的生活。我倒是相信,我们大家、整个世界和全体人类都有病,而他是唯一健康的、观点正确的、感觉正确的入,是唯一纯洁的人。我知道,他不曾抗拒生活,而仅仅是抗拒这儿生活的这种方式。假如我能够同他一起生活,那么他会同我一起幸福地生活的。但这些我今天才明白,所有这些。当时我是个凡俗的女人,就像世界上所有的女入一样,一个渺小的、有性冲动的小女人。他的恐惧由此产生。这种恐惧是正确的。难道这个人的感觉还会有不正确的时候吗?他比世上所有的人对这个世界知道得多一万倍。他这种恐惧是正确的。您搞错了,弗兰克自己不会写信给我的。他没有任何话可写信告诉我的。事实上他在这种恐惧中一句话也没法对我讲。他爱我我是知道的。他心地太善良也太羞怯了,以致他不能终止对我的爱。他会将此视为一种罪孽。他总是把自己看成是罪人和弱者。而全世界没有第二个人有他那样巨大的力量:这种绝对的、不容更改的对完美、对纯洁和真理的需求。事情便是如此。我从骨子里知道,事情就是这么回事。我只是还不能清醒地去认识它。我在大街小巷里穿行,整夜整夜地坐在窗前,有时思想像磨刀时进发的火花般在我头脑中跳跃,而我的心像挂在一个钩子上,您知道吗?挂在一个非常薄的小钩子上,它撕扯着,带来那样薄的、尖锐得可怕的痛楚。我的健康已经濒临绝境,假如说还有什么东西阻碍着我的沉陷,那是违背我的意志的。这种阻碍物就是至今载着我走的那个东西,某种极无意识的东西,一种对生活的不由自主的爱。最近我在维也纳另一边某处突然发现了那样的轨道,您知道吗,您不妨设想一下长达几公里的街道,像一条骰子一般的沟——而下面是铁轨、红灯、火车头、天桥、车厢,就是这样一种黑色的可怖的机体,我在一边坐了下来,仿佛有什么东西在呼吸。我想,我会在充斥的痛苦、渴望和对生活的极端的爱中发疯的。我是那么孤独,就像哑巴们那样孤独,至于我在这里对您讲话,那只是因为那些话完全违背我的意愿已经从嘴里呕吐出来,因为我已经不能再沉默了。请您原谅。我不会给弗兰克写信的,一行也不写,我不知道还将发生什么事情。春天我到布拉格来,将会拜访您。如果您能时时给我写信来,告诉我他的近况——我每天去邮局,我改不掉这个习惯——我将非常高兴。我再次感谢您。M.P.还有一个请求:一个很可笑的请求。我的《判决人《变形记》、《司炉》、《观察》这些书的一个译本将在诺伊曼那儿出版——切尔文丛书——其装帧将同查理路易斯·菲利浦的《布市》一样,您一定知道这本书的。现在我搞完了——这几个月中我的脑子和心脏遭到啃啮,在这样孤独的情况下钻在他的书中,真是可怕——但诺伊曼要我“对捷克读者先说几句关于他的话”。耶稣基督,要我对人们写关于他的话?再说:我没有这个能力。您能为我做这件事吗?我不知道您政治上是否有反对意见——切尔文是共产党的,可是这套丛书是无党派的。诺伊曼真诚地乐意出版这本小书,为其即将问世而高兴——当然您的名字也将在那里出现,您是否觉得不合适?假如不,那我请求您做这件事。大致写三四页,我将它译出,作为序言放进去。有一次我读到过您的这么一篇文章——为拉弗格写的导言——一篇非常美非常美的文章。您愿意为我做这事吗?我将很高兴。这本书必须以出色的面目问世,对不对?译文是好的。而您的导言一定会出色的。假如您没有政治上的顾虑,请为我做这事。当然这文章必须给捷克读者提供一种信息。可是您不要为人们写,而是为自己写,就像那篇拉弗格导言一样。您在该文中怀着爱,怀着正直的、非常有见解的爱。于是您所说的便非常非常美。要得很急,马克斯,我请求您帮帮忙。我希望能带着这本从各方面看都有分量、都完美的书走向世界。您知道吗,我有一种感觉,好像我必须保卫什么东西,为什么东西辩解。我请求您。请您什么也别告诉F.。我们要让他喜出望外,同意吗?也许——也许他会为此感到一点欣慰的。好像在密伦娜和我的通讯关系中出现了较长时间的间歇,下一封信的开端便将证实这点。我丝毫回想不起,密伦娜翻译的那本书是否真的出版了,我是否写了前言。我手头既没有那本书也没有那个前言。密伦娜提到的另一篇前言是为我同弗兰茨·布莱共同翻译的居勒·拉弗格的《风趣的丑角》一书而写的。在发现拉弗格方面走在这之前的是保尔·维格勒,他翻译了拉弗格的《传奇寓意剧》(Moralit6sleg一ndaires),可惜译文风格过于夸张,但许多地方译得很出色。依我看,拉弗格是福楼拜之后最伟大的法国作家之一。他今天几乎不为人知,曾由“法兰西信使”出版的三卷本全集已告售罄。什么时候还会再版,并尽可能完整地出版呢?——一然而我离题了。我当然觉得,在美与爱的王国中一切都紧密地联系着,而实际上这是连接人类心灵的唯一真正的桥梁,因此我译的拉弗格著作事实上对卡夫卡及韦尔弗早期诗歌产生了影响。——下面是密伦娜的第六封信:非常尊敬的博士先生:请您原谅我这么晚才给您回信。昨天我第一次离开床,我的肺已经油尽灯枯。医生警告我说,如果我不立即离开这里,我就只能再活几个月了。与此同时我也给我的父亲寄封信去;他要是寄钱给我,我就走。何时何地,我还不知道。但在此之前我肯定来布拉格一次,将不揣冒昧去找您,以求获悉关于弗兰克的确切消息。我还会写信告诉您我何时抵达。但我坚决地请求您,别把我生病的事告诉F。我不知道这本书什么时候出版,显然在冬天。由K.St.诺伊曼出版,波洛维出版社,作为切尔文丛书中的一本,斯蒂凡街三十七号,或许您可以去问问他,您可否在出书前将那篇序言单独发表。纸张和钱都短缺,一切都需借以时日,我不愿对您的序言作任何删节。我有个印象,好像您在对我生气?我不知道怎么会产生这个印象的,于是从这封信中感到。请您原谅我对弗兰克的“分析”,那是丢人的,我为我竟会这么做感到羞愧,但有时我感到仿佛必须用双手挟紧脑袋,以免其粉碎。我感谢您所做的一切。再见。您的M.P.密伦娜的最后两封信已经是在卡夫卡死后的几个月中写来的了。谈得上卡夫卡同密伦娜真正的会晤的只有维也纳那“四天”和在格蒙德短暂的倒霉的会见;后者已经由疏离伴随而来了。在长篇小说《城堡》中两个相爱者之间融洽的关系持续的时间也是短暂的。在第一个爱情之夜后,书中写道:“他兴奋极了,深感弗丽达在他怀抱中的幸福,同时这个幸福感也是极其担惊受怕的,因为他觉得,一旦弗丽达离开他,就等于他拥有的一切都离开他了。”在此之后马上开始了不和的风波,这种不和只是偶尔被信赖的插曲所打断。关于第二次与弗丽达的共处,第四章响起了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诅咒。——我已经说过,长篇小说中的描述应该从轻蔑的漫画化角度去理解。现实生活中比那显然出于自卫原因而扭曲了的描写要宽厚。现实生活赋予这位作家以幸福的时辰,这一点在一开始写的那些非凡的信件中放出光芒,也赋予了他以密伦娜的信件,表达了他满腔歌颂的感激之情。高xdx潮发生于那“四天”和第二次会面之间。当然密伦娜后来在布拉格也还看望了这位作家,但那仅仅只是对病人的探望。当卡夫卡对我谈到这些来访时,尽管高度评价了从密伦娜的人治中仍然不断焕发出的好的影响,但从整体上倒是怀着更大的痛苦和烦恼提及的。哈斯在给密伦娜的信的编后记中谈到的在玛丽亚温泉的相会不曾举行;1922年2月29日日记中提及许多年前的插曲,即1916年7月与F.在玛丽亚温泉的相处。我相信,读者会通过这几封信中出现的强有力的、充满青春气息的密伦娜身上感到,这些信是对卡夫卡给她的信的重要补充,这也是我详细地转引的原因。由于没有关于这个时期的其它直接的文件,它们的地位就更其重要了。最后转引她给我的最后两封信。第一封是在印有她父亲地址的信纸上写的,这显然表明她与父亲达成了谅解。亲爱的博士先生:我怀着感激的心情把这本书寄还给您。请原谅我没有来看望您。我简直不能相信我现在能够谈论弗兰茨,您也一定不会愿意同我谈到他。假使您同意的话,我将于九月份来布拉格之前通知您。请您将我留在亲切的回忆中,并向您的太太转达我衷心的问候,很可能有一次我无意中给她带来了伤害。在您有机会的时候,请您把弗兰茨那里的我的信件付之一炬,我放心地把它们交给您,说来当然并不重要。他的手稿和日记(完完全全不是为我写的,而是产生于他认识我之前,大约是十五大本)在我这里,假如您需要,便归您处置。这是他的愿望,他曾请求我除了您以外不给任何人看,给您看也必须在他死后。也许您已经见过一部分了。我最衷心地祝愿您,并保留着最友好的感情。您的密伦娜·波拉克亲爱的博士先生:我不能前往布拉格,把手稿交给您,尽管我很愿意这么做。我也没有找到任何可以放心托带的人,我更不敢通过邮局寄上这些本子。我将考虑把布拉格之行推迟到十月,但愿您届时已经回来,我便能把一切亲手交给您。我也请求您把我的信从卡夫卡家里取出,这样对我来说您将是做了一件大好事。我不想自己去请求他们,我与他的亲属的关系从来就不好。我非常地感谢您,10月1日以后在布拉格再见!如果您那时也不能在布拉格,请您写信到维也纳来,告诉我您何时从意大利回来。致真诚的问候!密伦娜·波拉克此后我还经常与密伦娜谈过话,并接收了卡夫卡的手稿。从我几年前才得知的一桩事实中可以看出,在观察卡夫卡时绝不能使用过于简单化的心理学。现将这件事报道如下。1948年春,当时居住在耶路撒冷的音乐家沃尔夫冈·绍肯写信对我说,有人曾经向他透露,卡夫卡曾经有过一个儿子。作为证据,他向我出示了一个叫M.M.的女士的信(格蕾特·布洛赫;关于给她的信参见《绝望和拯救》),他与她是好朋友。这位女士那时已经辞世,那孩子在此二十多年前已经死去。事情最可悲之处在于,卡夫卡从来不知道有过这么一个孩子——他不到七岁就死了,还在卡夫卡去世之前。孩子的母亲是个自尊心很强的、精神上和物质上都独立的女士,她出于敏感很容易闭锁心扉。也许她心里有顾虑,不愿向卡夫卡透露这个消息,因为随着这短暂的关系而来的是长时间的、最终的疏远。我略略认识M.M.夫人,但对她与卡夫卡之间的友谊一无所知。根据弗兰茨对我的叙述,我把他们间的这种关系视为断断续续地出现仇视的关系。在弗兰茨的日记中可找到指着同一个认识方向的暗示。不管怎么说,M.M.是个著名的、卓有成绩的、意志非常坚定、极其聪明的人,对生活有着远大的目光。假如卡夫卡得知,他成了一个儿子的父亲,这会给他的发展带来多么巨大的裨益,其影响简直不可估量。他内心最盼望的莫过于获得孩子;他最怀疑的也莫过于自己生儿育女的能力。每个他的著作的行家都知道那些相关的段落,卡夫卡在那些段落中表达了坐在孩子的摇篮边的渴望。实现这个渴望对于他的意义超过了其本身,也许能从最高层次向他证明自身的价值,因此也许具有决定性意义,他会感到自己身价培增;他始终将缺少后代视为一种特殊的、宣布将他逐入地狱的判决。如果卡夫卡把这个孩子收养过来,孩子也许不一定会死;也许重新觉醒的自信心能够拯救卡夫卡自己的生命,也许他今天就坐在我旁边,使我不必对着虚无命笔。“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至少得承认,这里的生活谱写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与卡夫卡著作中一切复杂的冒险性的残酷和讥讽的苦涩特征是那样惊人地相似。M.M.夫人在布拉格瞻仰了卡夫卡的墓。她那时在布拉格又见到了给我提供消息的人,1940年4月ZI日,她从佛罗伦萨写了封信寄到以色列给他,我从中摘取关键性的几行。“你是当时在布拉格看到我处于莫大的困境中的第一个人,我为那时刚刚预感到的恐惧而忧心忡忡。你在你朋友们杂乱的房间中的音乐演奏。在这个神奇的城市中(我对它的爱超出您的想象)短时间的散步,这些在那时也都还能帮助我克服恐惧心理。我去瞻仰了那个对我来说意义极其重大的男人的墓,他死于1924年,他的高超艺术至今仍为人称颂。他是我的男孩的父亲,这孩子快七岁时突然在慕尼黑死去。远离我和他,而我与他在战争年代就不得不分手了,以后再也没见过——一直到几小时前——因为他在他的家乡,在远离我们的地方死于一种致命的疾病。我从来不提此事。我相信这是我第一次说到这事。我家里人和我的朋友们从不知道,除了我后来的上司以外。他因此而对我很好,很规矩。所以当他1936年去世时,我也失去了很多东西,失去了一切。想到他们不必再受时间的折磨,我心情平静,感到幸福。”M.M.夫人在好多年中一直是以这么一种独特的方式谈论卡夫卡和卡夫卡的作品的,以致我的消息提供者断定信中这一段所指只能是卡夫卡,绝不会是其他人。此后意大利很快就介入了战争,M.M。同我的消息提供人之间的通信不得不中断。那次重访布拉格已经是在德国纳粹夺权的阴影下进行的了。M.M.当时的住地是柏林,她有理由谈到折磨着她的预感性的恐惧。她逃往瑞士去以色列,最后到了意大利。我的消息提供人得到的最后一次关于她的消息来自不列颠红十字会,落款日期1945年5月16日,报道的是:“M.M.夫人被德国人于1944年5月从S.多那托·迪·科米诺和弗洛希农带走,同其他生活在这个区的犹太人关在一起。我们深感遗憾,当前我们一点都帮不上忙。”进一步的了解表明,M.M.被一个德国士兵用枪托打死了。我检验了消息提供人告诉我的所有线索。这些线索将我引向佛罗伦萨的好几个人,他们住在圣吉尔吉奥和简宁利奇奥里膳宿公寓。找到M.M.遗物的机会十分微弱,那里也有许多卡夫卡的信。居住在弗罗伦萨的作家马克斯·克莱尔帮助我寻找。但是没有下落。有可能卡夫卡的这些信今天保存在一个叫E.Pr.的先生那儿,是这位先生帮助M.M移居智利的(借此机会顺便说一下,卡夫卡写给那个同他两次订婚的“柏林女人”的书信至今仍在期待着与读者见面)。无法知道卡夫卡的儿子名字叫什么,他曾生活在什么情况下,死于什么情况下。没有什么东西像卡夫卡唯一的儿子这样,逝去之后在历史领域内留下的踪迹是这样的少。卡夫卡的世界声誉并没有使人们能够理解他。围绕着卡夫卡已经出现了一个神话气氛,抹杀了他的人品的真实特征。比如一家瑞士刊物为努力使一般读者对卡夫卡“感兴趣”,竟信口开河说了些最为荒诞不经的故事。如,在他的慕尼黑朗诵会上,有三位女士晕厥过去,被抬出大厅,由于卡夫卡所读的恐怖场面的描写是那么骇人。还有,有两个女人在他尚未掩埋的墓旁爆发了一场争论,两人都声称是他的妻子。——所有这些纯属子虚乌有。关于慕尼黑朗诵会卡夫卡向我详细介绍过。如果发生过那样轰动的事件,他一定会提到的;因为按照他的性格,一切有可能被利用来反对他的事情,使他心情受压抑的事情,他都要特别地强调如果那时真的在慕尼黑发生过类似的事情,那么卡夫卡在布拉格火车站就会对我说:“你看看,马克斯,我是个多少低劣的作者,我不能为人们做点好事,却给他们带来伤害。三个昏过去——这是我可悲的成就。”我敢断定,他会怀着对自己的夸耀性的幸灾乐祸大体上说这么几句话的。关于他的葬礼,那时我自己负有伤感的义务:扶着他的生活伴侣行走;我可以证明,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只有在最遥远最不着边际的地方才会产生这样的谣言。关于卡夫卡遗留的文学作品的故事我在每本书的后记中(尤其在《诉讼》的后记中),此外还在我的《作为指路人的弗兰茨·卡夫卡》一书中作了详尽的记述。卡夫卡自己发表的所有作品都收集在第一册《短篇小说集》中;此外只有那篇幅短小、引人入胜的散文小品《铁桶骑上》也是在卡夫卡生前付印过的,刊登在报纸《布拉格新闻》上;再就是1909年刊登在《波希米亚》上的《在布雷齐亚观飞记》。严格地说,这两篇散文也应该归入第一集。在其它所有集子中材料都是卡夫卡遗留下来的。在有关的后记中我对我的助手汉斯·约阿希姆·雪普斯.海因茨·波利策和艾斯特·霍弗的合作表示了谢意;只有感谢不能得到足够的重复。关于我的出版工作方法,我在那些后记中也谈了一些。这方面有关的补充可参见我除这本传记外发表的关于卡夫卡的另外两本书:1.《弗兰茨·卡夫卡的信仰和学说》,附有菲利克斯·威尔奇的《弗兰茨·卡夫卡的宗教幽墨》,蒙迪阿尔出版社,温特图尔和库尔特·德施出版社,慕尼黑;2.《作为弓I路人的弗兰茨·卡夫卡》,楚迪出版社,圣加仑。关于如何准确无误地出版卡夫卡著作的讨论是不着边际的。说穿了只有原文手迹的照片才能保证十分的把握和天衣无缝。其他任何一种出版方式都必须有所选择。原则上应该区分,一个作者是否已经指定发表某个作品,是否他没有指定发表它,或者是否他明确指定过不得发表。在最后一种情况下,他对那种不完美的、悬而未决的、充满矛盾的作品所抱无所谓态度要比对第二种情况的态度鲜明得多。可惜卡夫卡那儿就是这种情况。可是我知道(因为我经常被他找去当参谋),卡夫卡是如何缜密地对他自己交付出版的书精雕细琢,他是怎样一个劲地打开格林词典查找的,他是怎样为一个破折号是用还是不用同我和其他人讨论的,等等。所以,让疏忽、明显的语言错误、受捷克句法影响了德文风格的“布拉格德语”及类似的东西原封不动,是违背我的良心的。因为我知道,卡夫卡在最终出版前是一定会把这些疏忽大意之处消除掉的。我相信自己通过与我的朋友长期的共同生活对他的意图和语感了如指掌,有把握改掉这类违背他本心的错处。有所改动的只是个别地方,而且仅仅是作者没有修改过初稿中毫无疑问不正确的地方。我举个例子;卡夫卡在手稿中常用布拉格德语的“paar”表达“einpaar”的意思——比如他说:“Nachpaar块hrltten”,向不是说“nachelnpaarSchritt。n”。然而在他自己把手稿修改付印时,他总是把这个错误改掉的。在卡夫卡自己发表的作品中找不到它的踪影。所以我认为自己有义务在他的遗稿中碰到这种情况时以我的手代替已不在的他的手来整顿一下。此外,我发表了许多不同的写法,在一个附录中甚至发表了被他画掉的段落,这些往往能帮助人们弄明白卡夫卡描述的意图。也许未来的人们在准确性和详细性上还会超过我;这是没有界限的,影印版除外。在刚才提到的我的另外两本书的第一本中(《弗兰茨·卡夫卡的信仰和学说》)还有关于卡夫卡伟大的绘画艺术的阐述;人们至今慨无例外地仅仅视之为稀奇古怪的东西。这种看法是会改变的。我打算把我收集的卡夫卡的画(他自己多半是往废纸篓中扔的)作为专题著作出版。此外,我那两本上面提及的书是对卡夫卡进行阐释的,但也还有一些传记材料掺在其中。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我的长篇小说《斯蒂凡·罗特》以及以下这些发表的文章中:《关于卡夫卡的诠释》(《新苏黎世报》1951年IO月2O日,此外还发表在《艾卡特》上)、《对一个叫弗兰茨·卡夫卡的玩偶之谋杀》(对一个错误的解释的争辩,及第二次争辩,发表在《新瑞士评论》二月号与五月号上)、我的著述《此岸与彼岸》第一册中的《漫谈基克加德、海德格尔、卡夫卡》。作家卡夫卡和他的叙述艺术和至今仍鲜为人知的诗歌的独特之优点是我的阐述的不言而喻的前提,完全不必特别予以强调。我对他的诗歌的爱也表现在我将他的两首诗谱写成歌曲(钢琴伴奏或乐队伴奏皆可)这件事上。在我那两本书中,一方面指出他心灵的发展(与对他的形象的静态理解相反),另一方面将他的格言(这些格言突出的是人的心中“不可摧毁之物”,是信念和对上帝的积极的信赖)与他的叙述作(其作品则为一切怀疑和不安敞开大门)分离开来,我通过这两点来阐释他的世界观。在小说中卡夫卡展示了人们是如何困惑,如何迷失了道路,在格言中这条道路自己显示出来,宣布摆脱困惑的前景。自然,人们不应该也不能够将卡夫卡这两种世界观机械地分离开来。格言中也有许多例子表明人由于痛苦和不知所措而喘不上气来;另一方面,在长篇小说中也有穿透黑暗看见希望的目光,并非仅仅是无望的观点。卡夫卡永远是完整的卡夫卡;如果人们这么说了,再说一遍,再予以强调,那么人们最终在“格言中的卡夫卡”身上看。到的更强烈的还是他的启示性的、助人的品质;而在叙述的想象力中的卡夫卡身上看到的则主要还是混乱的、自我烦恼和危机的展现。一个灵魂的两个方面是共于一体。问题必然会提出,一个方面或另一个方面的突出造成的有层次顺序的区别之原因何在?大体上可以这么考虑:在小说中,也包括在书信和日记中,卡夫卡信步走去,听其自然,毫无拘束地把自己托付给天使和魔鬼;而他在沉思的水晶体中(在格言中和一些书信里)则实行自我督检,进行人的自制,试图使自己有所归属,为了一个思想中的或现实中的周围世界的缘故而提高自己,力求取得成㊣果。这里有着决定性的因素——针对命运之错综复杂的:人的意志自由;针对罚入地狱的:仁慈;针对绝望的:结束“亚历山大战役”,代之以和平时期的要求,对致密伦娜的信中由那些力量从深处呼喊的宣言的希望:“尽管如此,你们这些沉默、被推动着的、前进着的、心中充满直至狂野的信赖的人们,尽管如此,我们不会扔下你们不管,即使在你们最愚蠢时也不会,而且尤其在这种情况下不会抛弃你们。”穿过卡夫卡混乱、虚无的世界,轻轻地,但不容置疑地响着对人类这一造物的爱的声音,那种上帝的“力量”“尽管如此”不会抛弃这些造物,还为他们祝福。

收在不久前出版的卡夫卡日记里第一次以德语发表的一个残篇叫《村庄里的诱惑》。它可以理解为卡夫卡代表作的早期试笔(写于1914年,而长篇小说《城堡》绝不会始于1917年之前)。这是关于一个人的悲剧,这个人想要与人们一起在村子里住下来然而却无法在此异域扎根,也找不到通往凌驾于村庄之上的“城堡”的道路。当地乡下人那几乎不抱任何希望的寂寞、他们宿命的不信任和误解,这一切已经在这试笔中像闪电般划过。这一点在一个当地人对他老婆讲的话——亦即短文的头几句——中便得到了体现:“这就来,稍等一等。我只不过还想看看这个人在这里想干什么。他是个外乡人。他在这里完全没有必要地乱转悠。你看吧。”主人公回答道:“我在这里找个旅馆,没别的目的。您的丈夫没有权力这样谈论我,使您对我产生错误的看法。”过了一会儿,那个女人以相似的样子轻声回答:“他话这么多。”对这个陌生的不受欢迎的不速之客的批评没有必要多提了。最近读这个迷人的、令人陶醉的残篇,使我想起《城堡》构想的更早阶段,想起卡夫卡的基本构思同捷克女作家波采娜·涅姆科娃的一个作品的关系,据我所知,至今无人提及这一点。波采娜·涅姆科娃生活于1820至1862年间。她的代表作《祖母》是一部田家乐的长篇小说,充满温馨的质朴,在布拉格的德语中学里被用为捷克语言课的教材。卡夫卡在巨人山的山脚下的山村中读到了这本巧妙地讨好读者,然而又是真诚的、正直的小说;于是一年后我也激动地读了它(这本书出了好几种德文译本,其中一种为雷克拉姆出版社的万有丛书所收入)。有趣的是,几乎在这个享有盛名的女人用捷克文描写北波希米亚农民生活的同时,另一个作家,德语作家中的最伟大代表之一在写南波希米亚——波希米亚森林地区的农民,写那古老而优秀的风俗、民间的传统和宗教性,同样以自传体的小说创作艺术,以同样生动的、色彩缤纷的笔调来加以描写,将它净化为堪称范例的宁静气氛。这个作家叫阿达尔伯特·斯蒂夫特。估计斯蒂夫特和涅姆柯娃互相并不知道,尽管他们是同时代人,他们的林中寂寞气氛之和谐一致表明他们的心是接近的。汉姆科娃以她所有追求文学创作的和民间传统的努力为捷克民族的复兴运动而战斗,但这并不妨碍她将古茨科《精神骑上》一书中的一句德文格言置于前面;她的丈夫和朋友们被奥地利当局作为政治嫌疑犯而粗暴虐待;而斯蒂夫特仅仅在教育问题上提出抗议。尽管有种种不同,两个作家的共同点却是不容置疑的。寻找一种正确的、朴素的、受精神支配的存在。卡夫卡极爱这位热情奔放的美丽女人的书信。她当初离开外省,那是与我们这个时代隔了几代人的时候,出现在布拉格捷克爱国者和语言革新者的圈子里,她引起了轰动。她那不幸的婚姻、她对思想接近的朋友的热烈的爱、她对她的孩子们的温柔关怀、她的上升和跌落、她那有时与她祖父般的文笔形成鲜明对照的迎着暴风雨飞翔的生活,她过早的毁灭——这些都在卡夫卡的理智和同情心中激起强烈的振动。他经常给我朗诵她的一些信,这些信至今没有译出,尽管它们属于战斗的灵魂的伟大文献之列。此外,我感到,卡夫卡《城堡》的基本构思有一些特点,它们可以追溯到中学时期先是义务性地、然后热情地阅读长篇小说《祖母》时的潜移默化的作用上去。卡夫卡在他的日记中反复表示他是易于接受这类影响的。他作这些表示时怀着夸张的认真态度,甚至怀着一种感人的内疚心里。众所周知的是他认为在他的长篇小说《失踪者》和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之间必须确认的联系。据我的印象,他在强调这一“依附性”时走得太远了,流于游戏人生。而那老的捷克古典小说在卡夫卡《城堡》草稿中的影响虽说更难以确认,但其蛛丝马迹却是不致误认的。好像卡夫卡自己并未意识到。当然他在给密伦娜的信中曾经多次提及那位女作家。涅姆科娃的《祖母》中的人们居住在他们的村子里,同城堡中的地主家族间没有正常的联系渠道。城堡里讲的是德语,村子里讲的是捷克语,这便已造成了隔阂。再加上,公爵夫人只是偶尔住在城堡里,她多半出游在外,远在维也纳,在意大利。祖母讲起她年轻时的一段插曲(这是这本书里最美的段落之一)讲的是好皇帝约瑟夫二世神奇地突然出现在目瞪口呆的乡民们面前的故事。他像一颗来自遥远的世界的星星划过天空。统治这个村庄的公爵夫人也是个十分善良的、管理开明的、即所谓约瑟夫式的人;然而在她和农民之间(这里与卡夫卡《城堡》的类同处触手可摸)插进了一群阴暗的人:仆从、城堡官吏、自私自利的、目空一切的、欺上瞒下的官僚们。不管公爵夫人愿意不愿意,她硬是同老百姓割裂了开来,不可接近,消息闭塞。只有此书的主角—一祖母——突破了束缚,闯到公爵夫人面前,终于为被迫害者争得了他们的权利——而这是卡夫卡的《城堡》的主人公一再尝试,却从未达到的目的。就这点而言,在涅姆科娃的小说产生的时代,人们怀着更大的信心相信世上有“好人”,相信努力会有成果,这是与我们这危机的一代不同的。然而在对插在城堡中的主人和农民之间的人的描写上,新老著作间存在着一致,在某些细节上令人惊讶。乡下人会聚的中心无论在涅姆科娃笔下还是在卡夫卡笔下都是那乡村酒家。一个年轻的意大利籍内廷佞臣打破了那里的平静,他追求着酒店老板美丽的女儿克丽丝特尔,对她提出非分要求;而在卡夫卡的小说中同样有个内廷官员纠缠阿玛利娅,奇特的是,他也有个意大利名字(小说中唯一的意大利名字):索尔提尼。关于卡夫卡《城堡》中有着奇怪矛盾的索尔提尼插曲已有很多评论;如果把简单的样型——那关于祖母的小说中的“故事”拿来对比,有些东西就易于理解了。涅姆科娃笔下的少女同样拒绝了那城堡官员厚颜无耻的要求,但她同样心惊肉跳,不无道理地害怕冲突带来的危险,害怕那有权有势的人的势力和报复。她对祖母谈到历险经过时,尤其从征兆上看同卡夫卡的小说有许多相近之处。我摘录克丽丝特尔的几句话如下;您想想,那个废物,那个意大利人每天到我们这儿来喝啤酒——这并不是什么坏事,酒店是为大家开的。可是他不像平常人那样坐在桌旁,却跑到我的后面。不管我到哪去,他总死死地跟着。我爸爸面色铁青。但您是知道他的,他是个好人,不愿伤害任何傻瓜蛋,不愿疏远任何客人,更别说是从城堡来的了。我觉得,卡夫卡双重意义的城堡旋律的音响在此听得十分清楚。在下述方面也常可见到这一点。克丽丝特尔对她还是怀着最佳感觉所做的事的后悔;再就是她对“城堡”中的工作情况的简明扼要的描写,她在其中谈到人们是怎样试图贿赂上层官员的:“这是我们唯一的希望所在。由于他们审问了他,他们也许会帮助我们的;但事情却经常是,他们审问过了,却没有给予帮助;他们简单地说:不可能办到;于是人们便无可奈何。——读者在这里一定会发现,在汉姆科娃简单的现实主义中,那后来在卡夫卡作品中生长起来、令人揪心的幽灵也并不完全陌生。当然,我认为,卡夫卡是完全独立地对年轻时阅读中得来的启发进行加工的;而且,汉姆科娃的城堡女主人很少看得到,而卡夫卡的高高在上的城堡主人根本看不到这个区别绝非微不足道,不能因我指出其相互联系而忽略。附录五对一个名叫弗兰茨·卡夫卡的玩偶的谋杀在君特·安德尔斯在C.H贝克出版社出版的《卡夫卡,赞成和反对》一书中,这位杂文家造了一个玩偶,它与弗兰茨·卡夫卡几乎不相干,尽管如此,他却名之为弗兰茨·卡夫卡。——刚才写下的这个句子必央细心研读。并不是说,G·安德尔斯造的这个傀儡与卡夫卡毫不相干,而是“几乎不相干”。这恰恰是事情危险之处,诱惑之处:一些不太重要的、对于认识卡夫卡真实的本质只有次要意义的特征得到了正确的分析。这些特征既属于真正的、活生生的作家卡夫卡,也属于那无生命的、在这本新书中阴魂游荡的玩偶。要将卡夫卡和那摇摇晃晃的玩偶完全区分开来是办不到的,即使我们很难这么做。在阐述这些次要特征时使用了许多心力,也许是过多的、过于明显的、毫不谦卑的心力,自信而有把握;这与那么无把握、抱怀疑态度的、摇摆不定的、不那么自信的卡夫卡形成鲜明对照。——可是在分析正确的次要细节以外,G·安德尔斯把主要方面完全歪曲了。他在他的著作中以同样不可动摇的自信来阐述这些误解的、歪曲的东西,就像他描写那些正确理解的细节(比如卡夫卡美学作用的一些多角平面)时一样。读者很可能会在不时出现的对个别细节的出色分析观察的诱导下,认为该评论家的基本观点和总结论点是正确的。然而恰恰是中心问题被毫无希望地错误地理解了,下面我将具体谈及。看上去这不是关键性的,可是对真实价值的误解好像只偏离了那么一点,彻底的歪曲好像只是通过手腕微微一转产生的,这反而更增加了这本书的危险性和诱惑力。轻轻转动手腕可以使一只活鸡变成死鸡,可以使卡夫卡吞吐着宗教的活的气息的基本结构变成一个从来不曾活过的玩偶。安德尔斯与这个玩偶自己的结构作斗争,并光荣地战胜了它。我们要就我们的观点来分析对这个玩偶进行的分析性的杀戮。安德尔斯文章中引起其他一切误解的主要误解在何处呢?我把安德尔斯想要总结卡夫卡实质的一些玩偶句子与活的卡夫卡的一些真实的句子并列起来。读者马上可以看出,这里发言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实体,其中一个声音是评论家G·安德尔斯强加在卡夫卡名下的。安德尔斯说:卡夫卡说:不过问世界上的善或短暂的满足我还能从《乡村医恶,他尊重其整体的悲惨性。生》这样的写作中得到。然而只有在我一旦将世界升华为纯洁、真实、不变的境界时,幸福才会莅临。——他认为,人只有一次转向善的一边,他便得救了,无须顾及过去,甚至无须顾及未来。他是一个非人性世界的现实主死亡在我们的面前,比如像课义者;然而也是它的神化者。权堂墙上悬挂的亚历山大战役的力对他来说是合理的,无人性绘画。我们的任务是,在我们者则是有罪的。他要求获得天的一生中通过我们的行动使之堂;但不是制造天堂,而是步暗淡甚或完全熄灭。八天堂。他是无神论者;但从无神论中人不能没有一种持续的对某种创造出一种神学。他是哲学家;不可摧毁之物的坚信而活着。但是个不可知论者。信仰便是:解放心中的不可摧毁之物;或说得更正确些:作为不可摧毁的存在;或再正确些:存在。他的哲学是徒劳地求大同者的乌鸦们声称,只需一个乌鸦便哲学,他以被徒劳地追求着的可摧毁天空。这是毫无疑问的,权力的眼光观察物物。但对于天空却说明不了任何问事实存在的于他便是(即使不题。因为天空意味着:乌鸦的是“理智的”,然而毕竟是的)不可能性。合理的。他被物化了的世界的超力量惊只有一个精神的世界,没有别吓了。的;我们称之为感性世界的东地进行歪曲,是为了确认;但西,乃是精神世界中的恶;而他同样“确认”了我们,也就我们称之为恶的,不过是我们是说,他麻痹我们。的永恒发展中一瞬间的必要而他讨论着法;但他根本不知道已。最强的光可以令世界解体。他是否有这个权利。在弱的眼睛前面它变得坚实;在更弱的眼睛前面它会伸出拳头来。不是我的听觉有误,就是这两排语录涉及的不是同一个人。此外,这少许几个例子可以扩充许多倍。安德尔斯证实了什么?一个冷酷的现实:一旦将一个作家的言论中积极的、肯定生活的、呼唤希望的词句删去,剩下的便只有消极的了。“无须幽灵从坟墓中爬出告知我们”。消极的言论和描绘在卡夫卡笔下是非常多的。众所周知,他写下了许多充满绝望的话:他的生命途程过于漫长,在其间他只看见黑暗和实在无路可走等等。值得注意的不是他的怀疑,而是他尽管抱着怀疑和绝望,却始终保持着对更高的、善的力量的信仰,是他不断重新为这个信仰而战斗并赢得它;虽然这个信仰有时面;临着从他心中消失的危险。正因为如此,这一艰苦斗争得来的信念对于我们来说才是珍贵的,才是宝贵的榜样,因为它是在由个人的和人类普遍的不幸构成的可怕形象之咄咄逼人的黑暗背景前面亮着的一盏柔弱然而坚定不灭的灯。安德尔斯将卡夫卡说成是个消极地、毫不抗拒地听任世上邪恶势力摆布的、据他说甚至是对恶势力恭恭敬敬的懦弱者,而恰恰是这么个人,在他的日记中产生了这样的勇敢地号召起来斗争的句子:“无须绝望,亦无须由于你之不绝望而绝望。在似乎穷途未路之际,总会有新的力量产生,而这恰恰意味着你依旧活着……倾盆大雨。迎着雨走去,让钢铁般的雨柱穿透你的身心,在这要将你席卷而去的水中滑行,但是且慢,等着,挺直身子,看太阳破云而出,阳光一泻如注,无有尽时。”这些话恰恰与安德尔斯硬塞在他的玩偶口中的断言相反。在这短暂的一生中固然有许多阻力极大的客观现实有待克服。假如一个人在三十四岁的时候发现自己患有严重的肺结核,即便不是不可治愈的,假如这时发现自己一步步向死亡滑去,那么即使是最高尚、最正直的心灵染上一层悲观主义也应该是可以原谅的。尤其是,假如这颗心灵有着许多幻想和敏感的话。假如再加上不愉快的家庭关系,再加上只能给一个人带来忧愁的可怕的强制性职业这些因素压在一个已经身心交瘁的人身上,那么几乎难以理解,在这个人笔下竟然还会排除这一切障碍,产生如此重要的、在许多处给人带来希望和踏实感的力作。——奇怪的是,安德尔斯正是在卡夫卡恨透了的职业上看到某种归宿,某种“安慰”。“不知道自己所属的人便不知道自己对谁负有义务……卡夫卡至少在一些时候自己回答了他的义务的‘管辖权’问题:通过他在工人事故保险公司的工作。”这个细节对于表明安德尔斯错误地评述卡夫卡的生活和愿望的那种漫不经心的、自信到极点的方式具有典型意义,即恰恰与卡夫卡自己对强加于他的职业工作所想和所写的相反。在许多地方,他反对自己的挣钱职业的叫喊声振撼人心地划破长空,他在这个职业上看到的不是义务的履行,而是对他的真正的创造天职的背叛,是一种痛苦的与自己背道而驰。不得不然,是因为卡夫卡的父母没有——像霍夫曼斯塔尔的父母从一开头、韦尔弗的父母所做的那样——为他们天才的儿子扫清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将他从挣钱的困扰操劳中解放出来。因为,尽管卡夫卡是那么谦逊恭让:他内心对他的世界构想的伟大性、对他那独特的、只有集中他的一切力量才能完成的任务是清楚的。他在日记中以宏大而又苦涩的心描述一篇听写文章、一篇官方文件时便是这么写的,他为连接上下文思索着一个合适的词:“我终于想起了‘公开揭露’这个词和与此相连的句子,但出于恶心和羞耻感而迟迟吐不出口,仿佛那是一块生肉,一块从我身上割下的肉(这使我花了很大力气)。我终于说了出来,但同时惊恐万状,因为我发现我身上的一切都为一种文学创作工作做好了准备,而这么一种工作对我来说是身心幸福的融解、是一种真正的生命力的活跃;而我在这里,在这办公室内却不得不为了这么一篇可厌的文件从我有能力享受那种幸福的身上割下一块肉来。”没有人会从作家这段真实的描述中找到一点儿、哪怕是在一些时候的安慰的影子。安德尔斯想用不放在卡夫卡心上的官方事务来填充卡夫卡痛苦的要求。“我什么也完成不了,因为我没有时间,而我心中是那么紧迫、”卡夫卡在另一处抱怨说,还有“我头脑里装着庞大的世界”是他另一次说的。安德尔斯倾向于将卡夫卡视为一个卑躬屈膝的悲观主义者——实际上是法西斯主义的前身(“后来的努力是热衷的与恶的等同,搞等同者虽然并未将恶看成是善,但却这么承认了”),这就是安德尔斯的文章的核心,这是通过将事实扭曲到其反面来实现的,包括在次要的细节上,比如对强制性职务的评价。然而谁要使人们吃惊,谁要颠倒事实,就必须一做到底。于是聪明绝顶的安德尔斯碰到了这样的倒霉事情,这个平时听得见青草生长之声的敏感的人突然竟未听出卡夫卡致父亲的信中的明显的嘲讽:“你坐在你的靠背椅上统治着世界……你的自信心是这股强烈,以致你完全不必始终保持一贯,但你却又不会因此而没有道理。”这段话不言而喻是说,卡夫卡的父亲没有道理,这个希望在父亲身上看到尽善尽美的楷模的孩子很早就发现了父亲的言行不一贯,因此而感受到痛苦的失望,换句话说,这里是批判了父亲的自以为是。但是安德尔斯坚持到底地(这就是我在文章开头提出的这本书的危险的手腕转动)要将卡夫卡视为一个世界上的非正义的崇拜者,一个恶的崇拜者,虐待人类的食人者的崇拜者,因此也不允许他的玩偶对父亲发牢骚。实际上整封信是一种尝试(在许多点上是一种充满了爱的尝试),给父亲提供一面镜子,让他通过照见自己的错误而有所触动。“你坐在你的靠背椅上统治着世界”这句话难道可以理解为不是嘲弄的、不是作为介于讥讽的边缘的指责的其他什么意思吗?否则的话只能极其认真地看待这个画面了。从卡夫卡的观点出发,他难道真的相信父亲统治着世界——并且是在他的靠背椅上发号施令的吗?不管怎么说,安德尔斯充满激情地写下了讽刺性评语,将它与卡夫卡的嘲弄放在一起读使人感到一种不自在的人道主义色彩:“如果充分坦率地来看,会感到信中这一段是可怕的。”我们再进一步研究一下,便会发现,安德尔斯在这段“不加删节地”引录的信文中故意删掉了什么,以使自己对卡夫卡批评和嘲笑他父亲这一浅显的事实视而不见。他先是用省略号取代了一个句子。而这个句子在大倍数的放大镜下显示父亲的自以为是,并通过夸张(雄辩术的一种众所周知的手法)加以驳斥,这个句子是:“(你坐在你的靠背椅上统治着世界)。你的见解是正确的,其他的都是发疯的、偏激的、癫狂的,不正常的。”在安德尔斯所摘的语录后面还写着;“于是,你对一件事也许毫无见解,而一切对这件事可能有的见解便因此而毫无例外地是错误的。比如你可以骂捷克人,然后骂德国人,然后骂犹太人,而且不是有所选择的,而是一概而论,最终除了你以外没有不曾被骂到的了。你在我心中具有一切暴君所有的谜一般的品质,他们的权力建筑在人头上,而不是建筑在思想上。”——卡夫卡在此不容置疑地称其父为“暴君”,并与他论战。这一点安德尔斯小册子的读者们自然不得而知;因为他们的任务是把卡夫卡看成一个暴君的奴仆,一个一声不吭地、毫不抗议地将世界上的非正义咽到肚子里去的人,这种人自然也不会发出这类致命的嘲讽。我之所以如此详尽地阐述这个小例子,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安德尔斯是怎样在完全相同的方式的引导下最终不合理处理一个广泛得多的问题的:阐释卡夫卡的代表作——长篇小说《城堡》。该书的主人公作为一个陌生人来到一个村子里,他声称是有人叫他来,并给了他职务的。当局却不记得对K.发出过任何邀请。村庄里的居民们以无所谓的态度对待这个来客,甚至可以说是持敌对态度。他枉费心机地试图与他们建立联系,他枉费心机地试图去找城堡中的最上层人物。整部小说说的是,他永远到不了最高层那儿;就像在《诉讼》中他毫无希望地被允许面谒最高法庭一样。但是小说《诉讼》的主人公是有罪的,我与普遍的、通过戏剧性的理解通俗化了的看法针锋相对地指出了这一点,——即使不是完全有罪,也至少是部分有罪(参见《弗兰茨·卡夫卡的信仰和学说》一文的有关章节);而《城堡》这部文学作品的主人公是无罪的。这里面的情况更严峻、更有问题、更令人忧郁。两部长篇小说有个共同之处:主人公总是只能到达中间层,他们或是晕头转向、懒惰或干脆是恶的。假如说这些中间层与“城堡”的最高领导是一丘之貉,那么安德尔斯至少在有限的范围内是言之有理的。即便如此,也还有错误的观点:即认为K.对那些恶的中间层是抱肯定态度的,就像异教徒马其翁那样将一个“恶神”视为世界的缔造者,视为造物主和开天辟地者,拥有永恒主宰我们的力量。其实我们看到K.自始至终抗议着这些中间层,甚至置一身之安危于不顾(正如上面指出的他对父亲的斗争立场一样。另外顺便提一下,马其翁也不曾无条件地接受那个造物主,而是力图削弱其势力的)。但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同意安德尔斯的观点:K.同这些中间层交往、打交道而浪费了许多时间,是有一定危险的。然而,挑明这种危险,就这种危险的一切令人难以置信的细节揭露那大拦路虎或撤旦,揭露那使我们的生活、使整个人类的生活失去价值的恶棍,指出其一切阴谋和同伙的罪恶,这些正是被卡夫卡视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他不知疲倦地写下警告性的描述,以使我们的良知觉醒。K.只是偶尔对强权让步,但很快又向前突进。当局派给他的助手们被他撵了出去,直到最后他在村子裹扎根的决心也没有动摇。他否定当局的滥用权力。安德尔斯的断言则相反:根据他的阐释,K.认为权势即有理,他卑躬屈膝,承认村庄里发生的一切令人厌恶的事情都是合法的。——卡夫卡所写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他在许多至关重要的格言中与引导人们走向无自由、被奴役的企图宣战,与一切后来成了法西斯主义或专制制度的诱导宣战,请看这段话:“人类的结合建筑其上:一个现象通过其强大存在似乎否定了实际上不可否定的其它一些单独现象。对于这些单独现象来说,这是甜美的,充满慰藉的,但这缺乏真实性,因而永远缺乏持久性。”(所有强调的斜体字都是我改的人安德尔斯愣是闭上眼睛提出这样的理论:卡夫卡是早期法西斯分子,他的立场是“最低下的奴颜婢膝”,他今天的影响完全建筑在他作品中的法西斯主义因素上。这种荒谬怪诞的论点的真实价值恰如一个评论家所断言:卡夫卡偷了巴黎圣母院的大教堂并因此而闻名通途。卡夫卡在他的小说《在流刑营》中甚至明确地描写了一个残暴专制的政权的崩溃。至于此后没有优于此政权的制度跟上,至于卡夫卡借以取代“老指挥官”之暴政的自由制度和妇人政权未能使人松口气,并不能构成反驳的理由。这不像叔本华那著名的轶闻中所传的,叔本华回答一个学生关于是否可以结婚的提问时说:“这样不行——那样也不行。”卡夫卡完全为第三条道路或其他各种道路的可行性敞开大门。这里响着的不是叔本华尖利的老人嗓子,而是歌德的声音:“我们让你们希望。”当然不像歌德说得这么响,这么爽朗;但在人口过多和原子弹威胁着这个星球的今天,没有人不清楚,自歌德以来,人类过一种正常的、和平的、真正的生活的机会大大减少了。因此,卡夫卡为统治者们的为所欲为和凶恶的意图描画的可怕的图像绝不是安德尔斯所认为的什么“歪曲”,而是最忠实的现实主义,是用始终对现实加以浓缩的合法的写作手段描下的我们时代的状况,这个时代玩弄我们干股掌之中。甚至,一些个人与团体的心声和爱有可能带来针对那些僵化的权欲统治者的骤变。关于中间层城堡机构,那些确实统治着我们、诱使我们走上迷途的飞扬跋扈、自以为是的“上帝在大地上的代表们”,情况便是如此。卡夫卡所表现的无非是这一事实,这种可悲的、官僚主义的现实情况。今天随便往报纸上一瞥都能得到证实。他从来没有承认或赞美这种事实情况的合理性,无论在他的办公处,在他的家庭中,还是在与公众接触的生活中都是如此。关于后者,雅诺施的《与卡夫卡谈话录》以事实提出了与安德尔斯的假想截然相反的证明。安德尔斯的书中很少有赞成卡夫卡的言词,而百分之九十九是反对他的(书的副标题本身就不正确)。安德尔斯对卡夫卡的诽谤的高xdx潮是:他没有看到——一或不愿看到,卡夫卡每每谈及的都是中间层,即插入于人与上帝之间的中间层;根据我报道过的卡夫卡的构思,最高层直到最后才采取行动,作出了一项与可耻的下属办事机构所代表的截然不同的决定;而那些城堡办事机构想方设法遮挡、扭曲人们的视线,不让人窥见上帝随着时间流逝之不利因素(比如我们现在便是如此),甚至使人全然不得见上帝的可能。这就像在斯特林堡的《复活节》中(斯特林堡对卡夫卡象征风格的影响还不曾得到足够准确的研究哪残忍的信徒直到最后才揭示自己爱的真面目一样。“我们被造就出来,是为了生活在天堂中”,卡夫卡写道,“天堂有义务为我们服务。我们的义务被改变了;但却无人提及,这一变化也是与天堂的义务一起变的。”这还不够清楚吗?在这几行文字中难道会有人听不到希望的声音?这里难道不是显露出了犹太教和一切宗教的支柱,难道不是使“后悔的罪犯的皈依”这个句子仿佛透过许多时代的迷雾显了出来,难道不是使这个句子连同由时代危机造成的克制和悔悟一起被推了出来吗?——可是安德尔斯充满信心地用命令式口气宣称,说得过于尖锐也过于肯定:“关于卡夫卡,只有少数论点可以像这一点这样毫无疑问地加以确定:卡夫卡的‘宗教性’与犹太教没有任何直接关系。”对此,我可以以汉斯·约阿希姆·雪普斯的文章(“卡夫卡作品的神学主题”)为证,在这篇文章中这种关系得到了清楚得令人吃惊的阐述。卡夫卡所有著作在痛苦中颤抖着描绘了今日世界上与孤立隔绝的、没有爱的情感只归属于自己的机器侏儒——“人”,描绘了人的寂寞化、与他人的隔离。归根结底,这是旧约中一个主要句子的改写:“爱他人犹如爱你自己。”此外,我认为我通过提及对卡夫卡的《城堡》的基本构思产生了影响的一部捷克经典长篇小说(波切娜·涅姆柯娃的《祖母》),从另一个角度提供了证据,证明卡夫卡仅仅将那些中间层、那些精灵般的官僚描述为就灵知的自相矛盾而言是恶的,而未将城堡之看不见的最高主人包括进去。《城堡》是一部无限制的一神论的长篇小说,在一神论的旗帜下约伯的书也曾将中间层撒旦拒之门外,在此旗帜下还有,“我们的上帝是唯一的上帝”这么一句话,这句话的意思是:一个没有任何恶的上帝,尽管预言家关于上帝之不可理解的那句话“我的道路不是你们的道路”,有时候,尤其在今天这样糟糕的时代始终是有效用的;为此卡夫卡会乐意地罗列大量例子。在这样的时代,上帝会在人的阴暗的目光里以各种模样改头换面,以各种假的形体出现,甚至表现为丑陋的、狭隘的,油滑的、不道德的形象,表现为要求人们无目的地谋杀儿子的力量等等。但他就是他,什么也不能改变。人们希望他压倒一切阴郁和障碍,辉煌地现身。这始终是一切希望中最伟大的希望。尽管从上帝那儿来的“皇帝的圣旨”中途为成千上万中间层所阻,“你却坐在窗前,在夜幕降临时梦一般地期待着它,”卡夫卡说。难道安德尔斯果真没有发现,在卡夫卡这篇无疑是最美的神秘故事中,同被他曲解为对胡作非为的中间层的法西斯式的崇拜的长篇小说《城堡》一样,因无把握而颤抖着希望能最终消灭将上帝与人类行为分隔开来的中间层。此外,安德尔斯将这篇短小的小说也解释错了,他在他的书中随心所欲地走下去,只是间接地考虑到卡夫卡的实际情况,这么做似乎是最为令他愉快的事。我毫不犹豫地认为关于蛇发女怪高尔戈的论述是他这本书中最成功的部分,并认为从这里,他不容置疑的才干还将有所发挥。G·安德尔斯的论述是在一种教条式地规定了的基本观念基础上进行的;尽管他处处小心翼翼,似乎有时仍然没有集中精力充分考虑这一基本观念。这种基本观念是在极左人士的圈子里风行的一种估计:大于世界中一切昏暗的、深不可测的、混乱迷们的、合乎自然却不理智的、制造痛苦的、精灵般的因素(正直的文学家卡夫卡对这些没有闭口讳言,而有时甚至是极力强调)都有可能简单地随着宣布而消失,像变戏法一样变掉;同时,面对不可理解之物,面对人类的局限性心中产生敬畏是耻辱。世上存在着可取消的不幸,然而也存在着无法取消的不幸,对这二者的区分是这个圈子里的人至今毫不懂得的。我感谢托马斯·曼在他美丽的、博学的论文《歌德和托尔斯泰》中提示了歌德怀着与自然密切相关的感觉写给“最高自由的歌手”席勒的信中一段话(写这段话的人恰恰是心中充满了光明的歌德):“您很快将看到,您的关切对我来说有着多么大的好处。随着进一步熟悉您将会发现我心中的一种昏暗和踌躇,这是些我无力驾驭的因素。”卡夫卡始终视歌德为人类的最高导师不是偶然的,倘若他真是安德尔斯所认为的颓废派,那么他是绝不会有这种偏爱的。“昏暗和踌躇”——它们在真诚的、努力的人心中也有一席之地。只是不能对它们屈膝投降;而卡夫卡也从来没有堕落到安德尔斯强加于他的丑恶的奴才性中去。证明:见我这篇辩护文章开头处分列两行以作对照的言论。卡夫卡无须任何辩护。但如遇到一些卡夫卡论者不断地全然不顾他的与消极方面并存的正面的积极方面,——安德尔斯就是个极端的例子——那么总会刺激着我不断奋起反击(尽管我对论战十分反感)。安德尔斯论述道,陌生性、孤立性是卡夫卡的基本经历,这是正确的。但如果说他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对成语的字面理解(照这说法,小说《变形记》便是取材于成语“肮脏的甲虫”的),则是荒谬绝伦;这就像声称西格弗利德磨大刀的故事只不过是谚语“人人都是自身幸福的铁匠”进一步的语言上的扩充一样。——这类破烂的卖弄聪明之说可惜充斥着安德尔斯的全书。书里也充满了疏忽性差错,比如他让阿尔忒密丝从大海的浪花中诞生;还有不是一处、而是多处将卡夫卡创造的形象奥德拉代克(根据斯拉夫语系词源:无办法可使的人。拉代=办法、建议)变成了脱离词源学的奥德瓦代克。应该公正地强调,安德尔斯之分析的起点是正确的。只不过他很快就通过前面提到过的“手腕的转动”把事情扭到错误的轨道上去;他强调得太少的是:卡夫卡在人的孤立性、无爱心上看到的是罪与原罪,是人必须抗拒的,否则正义的惩罚便会降临,当然他将这种惩罚描绘上了一定的暴虐色彩。可是怎么能将卡夫卡称为一个无信仰的人,认为他的长篇小说“在转圈子”,他唯一的“行动是在成百上千种可能性面前犹豫、思虑”呢?怎么能把他刻画成一个“哲学上和道德上毫无可取之处的作家”,一个“受鄙夷的无神论者”呢?在他的言论中明明有一些毫不隐晦的表达信仰的句子,如那关于旅行车的比喻式故事,即使这个故事在全部作品中是独一无二的(其实它有许多姐妹篇),那也已足够使他上升为宗教信仰者。现引录如下:你若不停地向前跑,继续击得温和的空气飞溅,双手像鱼翅般张开在身侧,在睡意朦胧中目光匆匆扫过你所经过的东西,那么你会眼睁睁看着那辆车子从你身边驰过的。你还是站稳为好,以目光的力量使根须长得又深又广—一什么也不能把你卷走,那些不是根须,而是你有目的的目光之力量——,这样你便能够看见横亘不变的昏暗的远方了,除了那辆车外,什么都不会从那儿来。它向你驰来,越来越大,在他抵达作面前的瞬间,它将填满世界空间,而你倒入它的怀抱中,就像一个孩子倒入一辆旅行车的软垫中,车子穿越暴风雨和黑夜行驶着。现在由我的朋友维利·哈斯整理出版的《致密伦娜》已问世,那么每个人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卡夫卡精神上的爱达到了什么样的高度(安德尔斯毫不犹豫地断言,爱情的神圣化始于歌德的“将我们拽到身旁”,仿佛从来不曾有过柏拉图、不曾有过但丁似的),他是多么深地信赖暗中运筹帷幄的力量,相信这些力量在任何情况下都支持着人类争取正义与和平的斗争。在任何情况下!——这正是安德尔斯完全忽略了的卡夫卡神奇的、关键的话。我在别处已经谈及,这一点在格言中比在小说中表现得更明显。在小说中卡夫卡全身心无顾忌地投入,在沉思的水晶体中他控制着自己。长篇小说明显地变得更加阴暗;而警句式的蒸馏液明显地变得越益洁净明亮。这个奇特的现象我在关于我的朋友的新书《作为指路人的弗兰茨·卡夫卡》中试图至少以暗示方式勾勒出轮廓来。同样,难以捉摸的上帝的救世力量也日益急迫地增长着。这种倾向在致密伦娜的表白信中在加强,直至产生了我欲称之为“伟大的尽管如此之歌”的那段名言。这是卡夫卡对人的意志自由、对上帝、对和平主义、对一切好的发展趋势的出于希望和爱的表白:那是法国国庆节;军队检阅完毕后正在下面走回家去。这含有——我感到,在你的来信中呼吸着——某种了不起的性质。了不起并不在于华丽,不在于音乐,不在于列队行进,不是那个从一家蜡像陈列馆跑出来的老法国人,穿着红裤子、蓝上装,在一个队列前迈步走,而是一些力量的某种宣言,这些力量从深处呼喊“尽管如此,你们这些沉默的、被推动着的、行进着的人们,你们这些互相信任到无以复加的人们,尽管如此我们不会抛弃你们,即使在你们做了天大的蠢事时也不抛弃,而且尤其在那种时候不会。”人们闭着眼睛看着那个深处,几乎在你的怀抱中沉下去。附录六卡夫卡年表1883年7月3日生于布拉格。1893-1901年旧城国立德语中学。1901年开始在布拉格德语大学学习,有一段时间在慕尼黑。1902年有所进展的是:计划在维也纳出口学院学习。开始与奥斯卡·波拉克通信。夏天在利伯赫。1905-1906年夏天在楚克曼特尔。1906年《月1日去律师理夏德·略维博士办公室当文书,布拉格。1906年6月,法学博士。夏天在特利施,在当乡村医生的舅舅家(西格弗利德·略维博士)。1906年10月1日至1907年10月1日,先在布拉格刑事法庭、后在民事法庭进行法律实习。1907年之前写了《一场战斗记实》和《乡村婚事》。其他青年时期作品。1907年10月走上“保险总局”岗位。1908年进入工人事故保险公司。1908年《观察》。在《徐培里翁》上发表。1909年《一场战斗记实》中的两篇:《与祈祷者交谈》和《与醉汉交谈》在《徐培里翁》上发表。1909年9月同马克斯和奥托·勃罗德去利瓦、布雷齐亚。1910年开始在四开笔记本上写。东方犹太人话剧团。10月与马克斯和奥托·勃罗德赴巴黎。1911年1、2月间出差(前往弗里德兰、莱兴贝格)。夏天同马克斯·勃罗德赴苏黎世、卢加诺、米兰、巴黎。然后去苏黎世附近的厄伦巴赫疗养院(费伦山的自然疗养所)。——旅行日记。1912年开始写作长篇小说《失踪者》。夏天赴魏玛,然后单独前往哈尔茨山的容波恩。8月13日结识F.B.(即菲利斯·鲍威尔,卡夫卡的第一个未婚妻。——译者)。8月14日将《观察》手稿寄给罗沃尔特出版社。写出《判决》和《变形记》。1913年《观察》出版,罗沃尔特出版社。5月发表《司炉》。在布拉格附近的特洛亚参加园艺劳动。单独去维也纳、威尼斯、利瓦。认识那位瑞士姑娘。1914年5月底在柏林订婚。写下《城堡》的试笔。赴海勒奥、吕贝克、玛丽亚津斯特(部分路程与恩斯特·魏斯同行)。战争爆发。增添了对妹夫工厂的操心。解除婚约。着手《诉讼》之写作。《在流刑营》。1915年与F.B.重逢。在布拉格租了自己的房间(先是在毕尔科娃,后来在德路哈·特里达街)。从事《诉讼》之写作。与妹妹艾丽赴匈牙利。冯塔纳奖。1916年7月与F.赴玛丽亚巴德。写了一些《乡村医生》集里的小说。在慕尼黑做报告。1917年住在炼金者街的住房,后移居美泉宫住房。继续写乡村医生小说集。7月第二次订婚。9月4日:察觉患有肺结核。居住在屈劳他的妹妹奥特拉家。12月12目办公室休假。研读基克加德。写格言。12月,第H次解除婚约,布拉格。1918年屈劳。布拉格。图尔瑙。什莱森。写出《中国长城建造时》和《铁桶骑士》。1919年《乡村医生》出版,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尤丽·沃律切克小姐。布拉格。《致父亲》,同马克斯·勃罗德在什莱森。《在流刑营》发表。1920年美兰。病休。——密伦娜·耶申斯卡夫人。重回布拉格办公室。7月5日抵达布拉格。岁末在塔特拉山。罗伯特·克洛普斯托克。1921年塔特拉。布拉格。密伦娜夫人。1922年在斯平德勒米勒。2月回布拉格3月15日朗诵《城堡》片断。5月最后一次同密伦娜谈话。从6月底起住在路石尼茨河旁的普拉娜,同他的妹妹奥特拉一起。布拉格。1923年7月㊣在穆里茨。朵拉·苗芒。柏林。什莱森。——9月底同朵拉住柏林一施台格利茨。采伦多夫。《地洞》、《约瑟芬》,也许还有《一条狗的研究》。——饥饿艺术家则、说集中这四篇作品付印。1924年在柏林逗留到3月17日。——布拉格。——4月10日前往维也纳森林疗养院。——医学教授哈谢克在维也纳。——然后在维也纳附近的基尔林疗养院,同朵拉和罗伯特·克洛普斯托克一起。6月3日逝世。在布拉格安葬。1952年朵拉在伦敦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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