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进驻了三位贫下中农代表,大队干部和社员

作者: 文学资讯  发布:2020-03-18

  “文革”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许嘉和几名同学来到太行山区的青云岭大队插队落户。这里是个深山区,交通不便,是个有名的穷村子。几个小青年咬着牙在这里干了三四年,白白净净的城里娃都变成了黑不溜秋的瘦猴儿。后来,几个根清苗正的工人子弟陆续返城了,只剩下许嘉一个人。因为他爸爸是地区行署专员,头上顶着“走资派”的帽子,还圈在“牛棚”里挨批斗,返城当然没有他的份。后来,大队小学校惟一的一名女教师跟山外人结了婚。上边不给派教师,本大队又找不出能胜任的人,大队革委会经过研究就让许嘉当了小学教师。那时候实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大队贫协主任刘桂老汉就兼着贫管校主任。刘桂老汉斗大字不识半升,一个老文盲管理学校不过是聋子耳朵——配搭。除了每年开学初给小学生们“忆苦”外,教学上的事根本不懂。但刘老汉深知“睁眼瞎”的苦处,对学校的事很上心。他觉得学校搞好搞不好主要在老师,老师安心教才能把学生教好。这么一个偏僻的穷地方,外边的老师派不进来,本大队又缺少文化人,选个老师很不容易,多亏有这么个知青,说什么也得把他稳住,让他在这儿扎根!想让他在这儿扎根并不是跟他说几句好话或用革命大道理压就能解决问题。人家是城里人,亲人都在城里,孤孤单单的一个人,生活又很艰苦,必须在生活上关心他。最要紧的是要帮他找个对象,二十三四了,身边应该有个女人。女人不仅能给他带来精神上的快乐,女人还会照顾男人,烧火做饭、洗衣服、陪他说说笑笑,这些事男人都办不到。于是,刘老汉就认真地动开了脑筋……   过了几天后,刘老汉找到大队革委会主任,说学校里每天都有些杂事和零活,为了让老师集中精力把书教好,请大队每天给学校派一个勤杂工,随时给学校干点儿杂活儿或跑跑腿儿什么的。革委会主任说:“你这个建议很好,五六十个学生,就一个老师光教学上的事就很辛苦,派个人帮学校干点儿零活也应该,反正一个大队也不在乎一两个劳动力。这件事就由你安排吧,要什么人、在哪个生产队要都由你决定。”刘老汉听革委会主任这么一说就满意地笑了。   这天,许嘉吃过早饭,在操场上走了两圈儿,看看表上课时间到了。正要转身给学生们上课,突然瞧见学校门口站着一位挺俊气的姑娘。许嘉想,这姑娘到学校来干啥?莫非有什么事找他?但那姑娘望了他一眼什么也没说。许嘉也不好意思跟姑娘搭话,就进教室上课去了。让许嘉感到奇怪的是这姑娘一整天都站在学校门口,既不走开也不进院里来。直到社员们晚上收工了,姑娘才离开。第二天,那姑娘又来了,又在学校门口站了一天,不走开也不进院子。第三天,那姑娘没有来,但却换了另一位姑娘,这姑娘模样也挺俊俏。和那个姑娘一样,一整天没离开学校门口,既不走开也不进院。第四天,姑娘又在门口站了一天。就这样,每隔两天学校门口就会换一位姑娘,而这几位姑娘长相都很标致。许嘉有些莫名其妙,这些姑娘在干什么?莫非是大队革委会派来监视他的?这天,又新换了一位姑娘,这姑娘不仅模样好,身材也楚楚动人。和前几位姑娘一样,稳稳地站在门口上,一会儿向院里看看,一会儿向教室里觑他一眼,仿佛在窥探什么,既不进来也不离开。这天是个阴天,几块黑黑的云团聚了过来,一个响雷突然下起雨来,雨点噼噼啪啪又大又密。正在教室讲课的许嘉猛然往门口一看,见那姑娘身上的衣服被淋湿了,便站在教室门口向那姑娘招手,连连喊道:“快,快到屋里来!”那姑娘听到喊她便紧跑几步进了教室。许嘉对那姑娘说:“雨这么大还在哪儿站着,淋出病来怎么办?”许嘉说着就把姑娘领到他的宿舍兼办公室,拿出自己的衣服递给姑娘说:“把外面的湿衣服换一换吧。”姑娘红着脸脱下淋湿的外上衣,把许嘉的衣服披在了身上。这时候,外面的雨停下了,姑娘望着许嘉一脸微笑地说:“许老师,有什么活儿需要我干吗?”许嘉说:“我这儿没什么可让你干的活儿,现在雨停了,赶快回家吧。”姑娘听许嘉这么一说便将许嘉的衣服脱了下来,又要穿那件淋湿的衣服。许嘉说:“别脱了,就穿着回家去吧,明天叫学生给捎来就行了……”那姑娘说了声“谢谢”便穿着许嘉的衣服回家了。

  眼闭客是全大队社员们送给邓支书邓发金的浑名。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什么荒唐的事儿都会发生。新学期刚开课不久,四年级三个女同学就闹起了罢课。起因是肖老师在课上表扬班长王琴琴学习认真时,用手拍了拍她的头,王琴琴当即站起来喊:老师耍流氓!

  老支书邓文乾四清下台后,邓发金接手当了大队支部书记。接手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地处大山深处的我们大队因消息闭塞,又交通不便,很长时间仍是一潭死水,风平浪静,波澜不惊。直到一九六六年九月,大队干部和社员才知道毛主席他老人家亲自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但对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不甚清楚,大家仍持覌望的态度。后来,大概是这年的十月中旬,公社召开会议传达县、州、省开展文化大革命会议精神,大队干部和八个生产队长都参加了。直到此时,人们才清楚文化大革命是怎么一回事,才知道我们党内还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大家行动起来,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摧毁党内那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反修防修。但到底怎么个搞,大家还是两眼一抹黑。

那段时间,为了把握无产阶级教育方向,学校进驻了三位贫下中农代表,参与学校管理。他们知道这件事儿后很兴奋,终于抓住这个臭老九流氓的小辫子。

  公社见我们大队还是死水一潭,就派了一个由三人组成的工作组进驻我们大队。工作组入队以后,先是召开大队支部会议,发动和要求十个党员要带头投身文化大革命,上接下连,揪出大队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接者又召开贫下中农会议,发动贫下中农积极行动起来,把隐藏在大队和各个生产队里的刘邓的孝子贤孙挖出来,揪出全大队的一切牛鬼蛇神;进而又召开全大队社员大会,并且还帮助大队成立了贫下中农造反军。

李代表大字识不了一箩筐,瘦长脸,头皮长着脓疮,稀蔬的头发无法遮住发紫的疮疤。他的三角眼一大一小,因为有些对眼儿,很难分让人清楚他视线的真正方向。自从反右运动以来,一有风吹草动,他就像小丑一样出来耍疯。上蹿下跳,惟恐天下不乱。就凭着敢造反的劲头,他居然当上了贫下中农代表。在批斗肖老师的会上他拖着长腔说:一个犯过严重错误的人,一个单身男人,敢把手伸向贫下中农下一代的身上,这个举动,就是耍流氓!

  这样,我们大队就热闹起来了。农造军们先是夺了大队的权,接着又让造反军的积极分子夺了各个生产队的权。农造军们大喊大叫,我们不能只埋头拉车,要抬头看路,紧跟党中央,紧跟毛主席,誓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今天揪斗这个,明天揪斗那个,弄得全大队鸡飞狗跳,人人自危,不得安宁。但农造军们却不敢对支书邓发金如何,因为邓支书有靠山,他的兄弟解放初就参加了工作,现在是县里的一个头头,再就是农造军的头头又是邓支书的隔房侄子,有时还得听他的。每次召开全大队批斗大会,都要邓支书坐在台上压阵。邓支书人是坐在台上,但他一上台坐下后就闭着双眼穿眼闭(即瞌睡),有时竟呼噜喧天,涎水长流。散会时,农造军要他讲话或是表个态,他才如梦方醒,抹抹双眼,打一个哈欠,又伸一个懒腰,这才开口说话:贫下中农、造反派们,我问你们一句,太阳汪汪,我们大家坐在这里开大会,你揪我,我斗你,不搞阳春,今后吃什么?我同你们商量一下,这样的大会今后还是少开为好,硬是得开,就放在晚上开。毛主席不是教导我们抓革命促生产吗?现在大家一起把这条语录背一遍好吗?说完,邓支书就带头背诵起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抓革命,促生产。台下的几百个社员也就跟着邓支书背诵着,弄得造反军们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都把眼睛看着司令。司令邓洪兴无可奈何地宣布:今天批斗会就开到这里,听支书的,明天晚上接着开,散会后把这些牛鬼蛇神好好看管起来。

我只是用手拍了王琴琴的头,没放在她身上。肖老师无奈地辩解道。

  第二天晚上开会时,邓支书随造反军们怎么叫他上台坐,他死活糊地醒转过来。这亊被传为笑谈,邓支书开会穿眼闭遭雨淋一时在全大队人人皆知。这事也传到了公社,公社革委把他叫去谈话,邓支书坐在公社革委胡主任面前,眼睛一闭一闭的,哈欠翻天,一副萎靡不振相。公社革委主任见他如此,气不打一处生,就一拍办桌,说邓支书你要识相,不要以为你有后台靠山,我告诉你,你的后台靠山昨天已被县里的造反浱拉下了,要不是考虑到你们一家在解放前苦大仇深,公社革委早把你给撤了。邓支书一脸苦相说那是那是今后我一定注悥。

另一位刘代表很生气,啪地一声拍了一下桌子:肖某人,你解释解释,头是不是身体的一部分?

  从公社回来后,邓支书仍是我行我素。造反军司令侄儿拿他没办法,说他是死水塘里的蚂蝗熬不烂煮不熟,他却对造反军司令侄儿吼叫,你不要雄,你哭的日子在后头。贫下中农劝他说如今这年头乱套,你也要放明白些,不然他们就会将你拉下马,你若下台了,随他们乱来,我们的日子就会更不好过了。邓支书就说:毛主席他老人家不是说过借助钟旭打鬼一话吗?造反军们就是拿我当钟旭,我就顺着他们,小事装糊涂,大事就站出来顶他们,决不让他们胡作非为,为所欲为。这不很危险吗?他们若是看破了呢?贫下中农担心。邓支书乐观地说,我这就是按毛主席他老人家说的做,有理有节,即使他们看破了,我也不怕,大不了不当这个支书。

肖老师被他问住了,一时答不上话来,气的脸发红,这简直是偷换概念,嫁祸于人。他站起来想辩解,被老校长摁住。

  1970年冬县里招干,我们大队分得一个名额。邓支书召开大队支部会议,研究让谁去。多数党员就说让他的造反军司令侄儿去,邓支书说不行不行,他怎么能当国家干部呢,他去了当上了国家干部岂不是更有机会危害人民。大家就说不让他去大队的事就会被他搞得更乱,还是让他去吧。恰在这时,他的造反军司令侄儿闯进会场,高声大气地问他们在开什么黒会。邓支书就告诉他我们是开党支部会,毛主席他老人家不是教导过我们,东西南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我们在研究招干的事,不是开什么黑会。他侄儿问为什么不让我参加会议,你们是把我这个大队革委会副主任不放在眼里,我告诉你们公社革委会刘副主任同意我去。邓支书说这是支部会议不是革委会会议,你不是党员怎么能参加党的会议,再说公社刘副主任一个说的也不能做数,必须经大队党支部研究推荐同意才算数,你出去吧,我们要开会。他侄儿这才气虎虎地朝外走去,边走边回头说,你们如果不推荐我去,落雨我都要吵出满天星来,让你们个个都没有好果子吃。他侄儿走了后,支部会议继续进行,大家仍是一致推荐他侄儿去,理由是不能让他侄儿这颗老鼠屎了搅坏了全大队的事情。少数服从多数,这是共产党作出决定的规矩。邓支书见大家说得也有点道理,也就表示同悥。也真应了狗行千里改不了吃屎这俗话,他的造反军司令侄儿招干以后,参加工作30多年,官虽做到了副县级,但没有少受到党纪政纪的处分,快退休那一年还差点坐了班房。

老校长对肖老师耳语: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稳住,别让他们抓住新的把柄。

  邓支书的造反军司令侄儿临走时交待:他的大队革委会副主任职务由高兴二担任。这个高兴二是农造军副司令,当时当着大队民兵营长。高兴二通过四方游说最后还是如愿以偿,当上了大队革委会副主任。高兴二表面上人也还祘老实,其实他是个岩板魚,一肚子坏水。当上副主任后,他就想夺邓支书的主任权,时时给邓支书出难题,经常到公社革委反映邓支书的问题,说邓支书这也不行那也不是,是大队抓革命促生产和开展斗批改的拦路虎、绊脚石。公社革委听信了高兴二的谗言,就派干部来大队了解邓支书的问题。这个干部还祘正派,办事也公道,他到大队后,深入到各个生产队贫下中农中调查,贫下中农都交口称赞邓支书,说他抓革命促生产两不误,带领贫下中农农业学大寨,开梯田修水利,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眼下难找的好干部,不象某些当干部的,整天就只知道批批批斗斗斗,搞得大家人心惶惶、提心吊胆。那个干部回到公社据实汇报,力说邓支书是个难得的好人、好干部,下了就可惜了,也不公道。弄得公社革委不好办,这时上面正好要求加强对学校和教育进行整顿,派贫宣队管理学校,公社革委会主任就以公社革委会的名义把邓支书叫到公社谈话,要他到公社中心完小担任贫宣队队长,管理学校。邓支书说我是大脑粗,斗大的字认不了一箩筐,担心误人子弟,不想干。公社革委会主任说这是公社革委会的决定,不服从也得服从。邓支书知道公社革委主任与高兴二爹是同年,肯定是想调虎离山,好让高兴二坐大队革委会主任位子。邓支书就说让我回去再想想,明天再答复。回到家里邓支书同堂客一说,堂客听了也说公社是想趁此下了他的大队主任职务,叫他坚决莫去,但转念一想,一拍双腿,说也是好事,工不要做,日不晒雨不淋,每月还拿10元补助,这事做得,让高兴二当大队革委会主任,看他能干出什么名堂。于是邓支书就答应了公社,第三天就去了公社中心完小,当起了贫宣队队长。

人世间有坏人,但这么坏的人却很少见。头上长疮的李代表看火候差不多了,就提高嘶哑的嗓子喊道:你也太自以为是了吧,我们贫下中农代表虽然没文化,但我们知道,头是身体的一部分。你不仅耍流氓,还想耍我们广大人民群众!我们决不答应!

  公社中心完小专干(那时不叫校长,叫专干)立即通知全公社的公办、民办教师到学区开会,一是欢迎邓支书来学校参与管理,二是安排下阶段教育教学工作。周专干做了个简单的开场白后,就请邓支书作指示。邓支书也不客气不谦虛就接腔说了一段话。邓支书虽说是个大脑粗,但也见过世面,经过风雨,说起话来还是顺滔滔的,脸不红气不粗,说得清楚讲得明白。听了邓支书的讲话,老师们放心了,但还是很惊诧,因为邓支书的讲话虽是实在,但在当时是相当的不合时宜。邓支书说:老师们,公社派我到学校来参与学校的管理,我就听话地来了。大家知道如今当大队干部的没有几个能断文识字,我是个开眼瞎子,叫我来学校做管理工作,这是吵黃机场,狗能犁田还要牛做什么,今后我还是听你们的。大家都负起责任来,把我们公社的教育搞上去,不能误人子弟。至于那个学工学农,我看要因地制宜,我们这里没工厂怎么叫学生学工,学农嘛,学生们都是农家子弟,谁不知道怎么做阳春?人家把子弟送到学校来是读书,以前我们说只有铁鼎煮馍馍没有铁鼎煮文章,不肯送子弟进学堂,现在大家知道了文化知识的重要,我们就不能天天学工学农。

下面有不明事理的学生家长,被李代表的话煽动,站起来指着肖老师高声骂道:臭流氓,滚出学校去!

  邓支书就这样走马上任做了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工作的贫宣队长。,其实他什么也没有管,老师学生上课后,他本想去教室转转看看,又怕影响了老师教学、学生学习,于是就整天不是到墟场上转,就是帮食堂邓师傅担水、劈柴、洗菜、烧火、煮饭。空闲时就呼噜翻天地在房间里穿眼闭。因而大中得知宋老师会拉二胡,本地的阳戏调、花灯调拉得出神入化,在宋老师闲暇时,他就把宋老师叫到自己的房间里,他唱宋老师拉琴,两人如痴如醉,招来许多学生趴在窗台上听。

这一嗓子,带动了会场大多数人的情绪,有人起哄:我们不要这样的教师,把姓肖的赶出教师队伍!

  在那个年代里,凡是有人群的地方,总有老鼠屎,学校也不另外。中心小学也有那么一两个人对邓支书看不惯,经常在人前人后说邓支书坏话,说邓支书光吃饭不干事,甚至跑到公社革委会办公室,对公社革委会主任说邓支书反对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反对学生学工学农,要学生走白专道路。公社革委主任又把邓支书找去谈话,邓支书就与主任争辩,公社革委会主任一怒之下,就要邓支书卷铺盖回了大队。

肖老师努力平静下来,微闭着眼睛,目光有些斜视,嘴角稍稍向上。他只能任下面乱喊乱叫。他的安静有一种自信和强大,甚至轻视的气息。就是最牛的重权在手的革委会主任,听造反派汇报砸烂反革命司令部时,那种表情也不过如此。

  回到大队后,邓支书就成了普通社员,但全大队的社员仍叫他邓支书。有好几个社员还跑到他家里要他出来当主任。此时的邓支书已五十出头,他象看破红尘,再也不想当这农村干部了。

李代表的脸皮一片皱褶,稀松而粗糙,这层皮上挂满发白的皮屑,不甘寂寞的就飘洒在他的肩上。李代表眼观六路,薄薄的嘴唇四周泛着白沫,阴阳怪气地说:看看这位臭老九,满脸的高傲,犯下滔天罪行,还挺胸抬头。他这是不服我们广大贫下中农,是在和我们叫板!

  不久,四人帮倒台,文化大革命结束,又过了一年多,国家拨乱反正,并开始改革开放,农村实行了分田到戶责任制。这时他的大儿也从部队转业回了家。他就带着三个儿子勤耕苦做,家里一天比天殷实起来了。

不把流氓赶出学校我们决不答应!我们决不答应!我们宁要无产阶级的草,也不要资产阶级的臭老九!更不要资产阶级臭流氓!大多数人跟着喊起了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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