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伊斯兰教碑刻集》这一个都以伊斯兰教碑

作者: 文学文章  发布:2019-12-12

以前学界研究云南道教,多从《道藏》、官方史志入手,对于道教碑刻的重视程度往往不够。碍于官方史志的主流话语叙事属性,使得道教面相的呈现不免有所偏颇。通过对少数民族地区道教碑刻的整理研究,可以很好地弥补史志的缺失,走近少数民族道教活动场景,尤其是普罗大众的信仰世界。比如本书所辑录的《元谋卡莫摩崖桃源峡彝文石刻》便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一种。该碑为明末清初环州土司李氏为表彰其祖父功业德行所立,石刻用彝文篆刻,其文译成汉文为茲耄祖父,一生乐善好施,笃信佛道教义。尊崇教理,修建庙阁,塑立佛身、神道,虔诚供奉。行善得善果,佛照耀,神灵护佑。茲耄是彝语大土司的意思,碑文讲述的是彝族土司李氏的祖父信奉佛道教义,并修建庙阁,塑立神像,一心虔诚供奉的事迹,透过简短的碑文,我们便可近距离地感受到彝族土司受道教影响的信仰生活。当然这里也有来自佛教的影响,但是这恰恰说明,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道教在基层社会传播的适应性,也反映了民众信仰世界的多样性与实用性,同时也说明了道教在传播过程中面临着其他宗教的竞争和渗透。此外,《洞经会捐资碑记》、《洞经会功德碑记》等碑刻则反映了道教音乐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历程。

道教;碑刻;云南;哲学社会科学;云南省

尔后又鼎建了黑龙潭的龙泉观,但规模较小,仅两进一殿,由徐日暹住持。清顺治四年( 1647 年) ,因原云南府学为张献忠部下所毁,云南巡抚将府学设进长春观,后巡抚王继文又与道官司协商,以城市商业日趋繁华,不利道士清修为由,于清康熙四十六年( 1707 年) 正式将长春观道众迁往北郊黑龙潭龙泉观。并按原长春观制式由官府出资对原龙泉观进行改扩建,原长春观则正式改为文庙,长春观原址附近,至今只留下长春路、长春坊、长春台等地名。新龙泉观落成时,王继文还亲书对联两副以示庆贺,其一副挂在龙泉观祖师殿廊柱上,上联为:教立京都朝天灵济并神岳,下联为派分滇海真庆龙泉共长春。另一幅挂在祖堂,上联为以真化大明开国五帝,下联为着意创南滇长春一脉,文意皆与史实贴切。

云南道教历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汉末年的五斗米道。尔时,张陵创立五斗米道,设二十四治以化民导俗,其中的稠粳治、蒙秦治便涉及今天云南的滇西北和滇东北地区。尔后,道教伴随着政权更迭也兴衰有时。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裂土纷争,群雄逐鹿,世人为避战乱纷纷入滇,增强了道教在云南的影响。与唐宋王朝关系密切的南诏、大理国时期,云南道教处于地方政权统领之下,虽比不上中原道教的隆兴,但也发展迅速,一度曾使道教传播到今东南亚地区,影响至今。元代,全真等道派曾贵盛一时,但影响未及云南。直至明初全真等道派入滇,云南道教才逐渐走向兴盛,至清代臻至鼎盛。民国时期,时局动荡,云南道教活动已远不及前,慢慢走向衰微;新中国成立后,道教发展几经波折,终于迎来曙光,迈向新生。

宗教研究所萧霁虹研究员主编的《云南道教碑刻辑录》,2013年12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近期荣获云南省第十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这些史料说明当时云南道教在全国的重要地位,明代云南道教的发展步入了前所未有的兴盛繁荣时期。

道教碑刻是了解道教宫观制度、道士日常活动的重要载体,其数量多少与道教兴衰程度密切相关。因此从道教碑刻的数量和内容可以揣度一个地区道教的兴衰状况。具体到区域道教史的研究,通过《云南道教碑刻辑录》便可深切体会以碑证史、以碑补史的重要性。

宗教研究所萧霁虹研究员主编的《云南道教碑刻辑录》, 2013年12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近期荣获云南省第十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根据至今铭刻于昆明黑龙潭的明代谢宇撰《龙泉观通妙真人祠堂记》记载: 邵以正( ? ~1462 年) ,号承康子,别号止止道人,昆明晋宁县人。自幼丰神秀颖,警悟过人,志向卓越,超然物表,在龙泉观拜刘渊然为师,颇受器重。明洪熙元年( 1425 年) ,刘渊然回京领天下道教事,特向朝廷推荐了高徒邵以正。邵入京后,历任道录司右至灵、右演法,明正统( 1436~1449 年) 中,升迁为左正一,领京师道教事,得赐守玄冲静高士封号,并受皇朝敕令,主持编修刊成道经丛书《正统道藏》,共录道经5305 卷[14](P1266)。

近年来,区域道教研究渐成为国内外道教研究的热点之一,学术界随之也涌现出一批有影响的学术成果。云南道教历史悠久,独特的地缘关系、特殊的政治变迁以及多民族聚居的社会状况,使得民族性与地域性成为云南道教的显著特色,云南也因此成为区域道教研究的极佳案例。如何选取合适的视角挖掘利用田野资料,是区域道教研究需要突破的重点和难点。王国维先生曾说过:古来新学问之起,大都由于新发现。作者在多年田野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融汇前人的研究成果,选取从碑刻入手展示云南道教的历史脉络,此乃深入开展云南道教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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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云南道教兴盛,高道颇多。在云南传播、发展道教,刘渊然是影响最大者,他以一代高道的学识风范,扩大了道教在云南的影响[7](P74)。刘渊然在昆明弘扬道教,相传始于明洪武七年( 1374 年) ,其年创建昆明长春观( 今昆明市文庙所在地) ,并被敬为道教长春派始祖[8]。传承至今的长春派第十九世道士岳大德认为: 刘渊然是明洪武十七年( 1384 年) 入滇访道传道,曾住昆明拓东路真武祠,当时真武祠尚有龙门弟子数人。这是刘渊然第一次传道入滇,但确切年代、地点、经过有待进一步发现资料,予以佐证。

云南道教的这一发展历程,通过所辑录道教碑刻的时代分布体现得尤为明显。在作者所收录的778通碑刻中,汉2通,魏晋、南北朝、唐、宋各1通,元4通,明171通,清491通,民国34通,当代71通。除却碑刻保存的影响因素外,可以清晰地看到明清时代的碑刻数量最多,是明清云南道教兴盛的重要证据。民国时期道教碑刻的锐减,则印证了云南道教的逐步衰落。及至当代,碑刻数量的渐增,体现了云南道教在新时期的复兴。

《云南道教碑刻辑录》

《明史方伎传》载: 明洪武二十六年( 1393 年) ,明太祖朱元璋闻其名,召至京师,试以道术,赫然灵验,赐号高道[3]。《龙泉观长春真人祠堂记》也载: 被明太祖诏命至阙下,深见契奖,旋蒙赐号高道,并命之在南京朝天宫建西山道院居住,日被顾问,尝出入禁中,与论道要,礼遇甚优。间受命乘传为名山洞府寻真之游,上匡庐,过鄂渚,至武当山,即被召还,擢为道录司右正一。尔后,他又在京都相继鼎建了灵济、神岳二宫,传授了一大批弟子。

碑刻资料极为重要,但搜集整理殊为不易。艰辛的野外探访,细致的文献校勘,精准的文字录入,这些都是一部成功碑刻辑录必不可少的环节。在翻看《云南道教碑刻辑录》之余,不免越发感到此书的厚重。套用傅斯年先生的那句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来形容真是再恰当不过了。

《云南道教碑刻辑录》是一部有关云南道教碑刻文献汇集及其考释的著作。全书95.6万字,历时8年的采访、找寻、拍摄、抄录、标点、校勘、考释等工作,共辑录西汉至2009年云南道教碑刻778通,收录道教宫观碑记、道士墓志铭、道士传略碑记、仙迹碑记、道教经文碑、道教摩崖诗碑等,以及白族、彝族、纳西族、傣族等少数民族道教信仰的碑记,亦包括民间宗教和佛教涉及道教内容的碑刻,主要录自散落在云南各地的碑刻实物,各级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的碑刻拓片,古旧和新修地方志书、地方文献、金石文集、文史资料等。既注重传世文献的穷搜博览,也注重对宗教场所的实地踏勘,对研究云南乃至全国道教历史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7]张泽洪.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明代云南道教[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7,( 4) .

云南社科院宗教研究所萧霁虹研究员主编的《云南道教碑刻辑录》一书,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云南道教碑刻辑录的结题成果,此成果是当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云南省唯一获得优秀等级的项目。该成果能够获得如此高的赞誉,与作者持续关注云南宗教尤其是道教基本史料的收集研究密不可分。

关键词:刘渊然 明代 云南道教 长春派

该书从立项到出版历时7年之久,作者共搜集整理了自汉、魏而迄当代云南14个市、州境内与道教活动相关的碑刻778通,共计67万余字。所录碑刻材料几乎遍布云南全境,涉及的14个市州分别为昆明、曲靖、玉溪、保山、昭通、临沧、德宏、怒江、迪庆、大理、楚雄、红河、文山、西双版纳,涉及宫观庙宇祠堂数百座之多。其所录碑文类型丰富,涵括了宫观修造碑、洞天游记碑、道士墓志铭、神显仙迹碑、劝善经文碑、摩崖诗词碑、捐资功德碑、香会庙会碑、田亩产权碑等不同种类的碑刻;内容涉及道教的宗门流派、洞天福地、高道传略、教义规戒、神仙系谱、文学艺术以及三教关系、民间信仰等方方面面。在该书所辑778通碑刻文献中,有180余通是作者通过实地访查抄录所获,首次刊布,殊为可贵;其余的文献则是从不同时期的各种金石志、地方志、文集等文献中检索辑录出来。可以说,该书是目前对云南道教相关碑刻文献最为全面系统的搜集整理,为完善云南区域道教学术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文献史料。有感于此书的的文献价值,略抒浅见,评述如下。

四、设置道官

众所周知,碑刻文献是一种以石头为载体的特殊文献,与其他文献相比,其时代性、地域性、持久性等一系列特点更加鲜明,是不可多得的一手材料。碑刻也因此在传统文献资料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选取道教作为研究对象,对碑刻进行专题式的收集整理研究,当首推陈垣、陈智超二先生所编集的《道家金石略》一书。受此启发,一大批的道教碑刻被辑录刊布,如《楼观台道教碑石》、《巴蜀道教碑文集成》、《北京东岳庙与北京泰山信仰碑刻辑录》、《重阳宫道教碑石》、《茅山道院历代碑铭》、《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编》、《武当山金石录》、《江南道教碑记资料集》、《广州府道教庙宇碑刻集释》,《山东道教碑刻集》这些都是道教碑刻研究的重要成果。

现存昆明真庆观的明代应履平撰《重修真庆观记》碑刻亦载: 明永乐十六年( 1418 年) 之后,当时统治云南的西平侯沐晟下令对真武祠进行了再度改扩建。由于真武祠的位置自古就是云南府( 今昆明) 城东通京大道的一侧,而且地平衍丰沃,清洒窅深。渠通龙泉松坝之源,山接金马碧鸡之胜,又是颁布朝廷诏命、奉迎朝臣使节的地方[11](P152)。沐晟改造扩建真武祠初衷,便是为了使朝使节钺之往来,藩阃方岳之出入的地方新而大之,便请蒋日和主持和重修真武祠,为时6 年,到明洪熙元年( 1425 年) 方告结束。

不仅如此,道教在少数民族地区传播,还要面对民间化的问题。普罗大众的宗教需求层出不穷,道教的传播和衍化自然也丰富多彩。通观《辑录》一书,涉及与道教相关的神祇便有三清神、玉皇大帝、天、地、水三官大帝、太上老君、真武大帝、东岳大帝、五显灵官、斗姆元君、文昌帝君、关圣帝君、城隍神、天后、龙王、财神、魁星、地母、药王、吕祖、陈抟等。繁复的神仙品类凸显了道教与地方信仰的互动频繁,既有外渗也有内引。尤其是碑刻所反映的一些地域鲜明的道教信仰在云南的传播,更是极为珍贵的记录。比如研究真武信仰在明代云南迁流的情况,便可通过《云南人捐造武当山金殿铜栏杆铭文》窥知一二,《铭文》记录的捐造人有主簿、生员、布政司承差、商人等数十信士、信女,身份有别,祈求各异,却同为远在武当的金殿捐建栏杆,真实地反映出真武信仰在云南地区的影响深远。此外,记录有关帝、妈祖、财神、文昌、城隍等道教与民间信仰共享神祇在云南流变碑刻的发现,则反映出道教信仰在地方社会的强大生命力。

[12][ 明] 周叙.重建真庆观记[A].陈垣编纂.道家金石略[C].

例如,透过1984年所立的《扩修三元洞碑记》,我们便可真实地品味当代道教的时代进程。此碑立于文山县西华公园内,碑文细述了党和国家波澜壮阔的发展历史,透露出浓厚的爱国情怀和奋斗精神,这与当时的社会气氛密不可分。1984年宗教环境大为改善,处处透露着盎然生机,三元洞的扩修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境遇下展开,体现出道教与国家发展步伐的紧密性。当代道教也在政策号召下与时俱进,稳步发展。此外,在所辑录的71通当代碑刻中,功德碑与标志说明碑的数量最多,这是当代道教发展的显著特点之一。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积极参与道教寺观的建设,功德碑的建造与日俱增。其次由于现代社会管理制度的深入,文物保护工作也越来越受到重视,立碑标明道观的受保护区域,明晰权责,是道教境况在当代的鲜活反映。这些碑刻的收集整理研究,便是一部正在上演的活的历史,是我们直接理解当代的道教的重要媒介。

[14][ 明] 谢宇.龙泉观通妙真人祠堂记[A].道家金石略[C].

据现存昆明黑龙潭的明代陈循撰《龙泉观长春真人祠堂记》碑文记载: 刘渊然( 1351~1432 年) ,号体玄子。其先人为徐州萧县人,祖父伯成仕元,为赣州路总管,因此,后世居江西赣县。传说刘渊然出生前夕,祖母谢夫人梦紫衣道者入次子元寿妇王氏室,既觉,家人报其降生,祖父因梦祥祈祐于元妙观,因此刘渊然自幼被道士陈方外收为徒,另一种说法幼为祥符宫道士[3]。

刘渊然在云南期间的另一大影响就是创立长春派,被长春派后辈尊称为刘祖师。长春派是明清时期在云南,特别是昆明影响较大的派别,与龙门派并行,主要流传于昆明一带。长春派的特点是: 注重符篆,尚劾治鬼邪,精于医术为人治病,有20 字道谱日道大宏,玄宗显妙,真崇元和,永传正教,绍述仙踪。据长春派第十九世道士岳大德说: 长春派道谱在历史上排用到教字辈后,又从日字传起,未用后4 字。至今传至第十九世大字辈。

对于云南道教史上一些存有疑议的历史事件,碑刻材料的新发现,极大地充实了云南道教的历史,澄清了历史事实。比如,在云南道教史上有重大影响的高道刘渊然与长春派的史迹,长期以来,在地方史志中难见踪迹,而通过此书所辑录的一些碑刻,如明代《龙泉观长春真人祠记》、清代《刘渊然书镇天符》、《龙泉观长春正派第十二世都纪赵法师讳和沛墓碑》、《重建刘祖祠碑记》、《故彭城刘公墓碑》、《祖师柴真人墓碑》、《祖师潘真人墓碑》以及民国《长春派第十四代弟子谢传秘墓碑》、《长春派第十五代弟子曾正林墓碑》、《重修明刘真人衣冠墓记》等的研究,便可以对刘渊然的生平事迹、传道历程以及长春派的传承谱系有进一步的认识,这些都是官方史志所不能提供的历史线索。所以,利用好碑刻文献,可以使区域道教史的研究更加全面深入,令人信服。

这年正是刘渊然钦承仁宗诏书回北京,得赐号冲虚至道玄妙无为光范演教长春真人,诰加庄静普济四字,并主领天下道教事,赐二品印诰,与龙虎山张真人等同,成为显赫一时的全国道教领袖人物。刘渊然奏请仁宗皇帝将真武祠更名为真庆观、旧所龙泉道院为龙泉观[12](P1253)。并复加蒋日和明真显道弘教法师之号。

作者注重云南当代道教碑刻的收集整理,这是本书的一大亮点。当代道教一直是道教学研究的薄弱环节,全书辑录当代道教碑刻71通,可谓独具匠心,凸显了作者的现实关怀。一般而言,对于碑刻的收集整理大多止步于民国。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碑刻资料,由于种种原因,很少进入学人研究的视野,造成了学术研究的盲区。作者此次对云南当代道教碑刻的专门辑录,生动展现了当代道教的活生态,为实时性研究当代道教的发展提供了珍贵的文献材料。

刘渊然对云南道教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不仅在于他的声望、地位对云南道教的兴盛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更在于他为云南培养出了一批颇有影响的道教人才。《龙泉观长春真人祠记》载: 其在云南传道,门徒迨百余人,其中包括明代统管天下道教事务的邵以正,名满天下的蒋日和,被封为雷霆都史的徐道广,道术高深的陀北人( 张道宏) 、黑道明、毕正宗等。

刘渊然回到南京后不久病逝于朝天宫,享年82 岁。逝后7 天才入殓,端坐如生[3]。其高徒邵以正命时任道录司的弟子李希祖,在南京新修长春刘真人祠堂。昆明龙泉观内也筑有祠堂( 今黑龙潭碑林) 和衣冠冢,以示怀念。

《云南道教碑刻辑录》收集了许多与少数民族相关的道教碑刻,颇有特色与价值。道教文化是云南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云南民族众多,与四川一衣带水的地缘关系,使得道教自传入伊始便迅速与当地民族文化融合。道教信仰除了在汉民族文化中产生深远影响外,对彝族、瑶族、白族、壮族、纳西族、阿昌族、布依族等少数民族文化也是浸润有加,形成了极富民族特色的区域道教文化形态。彝族西波教、瑶族梅山教、度戒仪、纳西等族的洞经会、白族本主崇拜等,处处显露着道教文化的影响。

刘渊然在宣德年间,奏请立云南、大理、金齿三道纪司以植其教[5],在云南设置了道纪司、道正司、道会司三级道教管理机构。云南府道纪司设在昆明的长春观。萧镃《重建长春观记》说: 长春观左为道纪司,右为斋堂,仍命道纪司都纪凌道崇典祠事。而道士凌道崇曾任道纪司都纪,按明代制度道纪司设都纪1 人,副都纪1 人,道正司设道正1 人,道会司设道会1 。据万历《云南通志》卷五《建设志》载: 当时云南府道纪司有都纪、提点各1人,大理府道纪司也有都纪、提点各1 人,永昌府道纪司则有都记、副都纪各1 人,其下腾越州道正司有道正1 人,楚雄府道纪司只有都记1 人。刘渊然所请立的金齿道纪司即永昌府道纪司; 明代云南有金齿驿而五金齿府,金齿驿在永昌府城拱北门外,属在城驿,可能是永昌府道纪司的所在地。同时在云南各地建立官署宫观:( 1) 云南府: 习仪道纪司长春观,在云南府治南。景泰三年( 三年,原作二年,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一为三年,萧镃《重建长春观记》亦云:景泰壬申三年,今据改) ,右佥都御史郑颙、总兵官沐璘合议创建殿宇,翼以两庑,仪以重门,每遇庆贺,习仪即焉。( 2) 大理府: 道纪司栖霞观,在府治西北,宣德七年,刘渊然之徒芮道材创建,有印。( 3) 永昌军民府: 道纪司三清观,在法明寺右。( 4) 楚雄府: 习仪道纪司玄真观,在府治东,都督袁义建,长春真人刘渊然书额,内有泉,凡病疫者饮之即愈[9]。

综上所述,本书蕴含了作者对云南道教多年研究的学术心得,既有传承,更有创新,是云南道教研究中的一项基础性的新成果和突破。《云南道教碑刻辑录》的出版,有益于读者更全面地认识云南道教,了解少数民族地区道教文化的丰富内涵,从而推动地域道教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开展。

基金项目: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云南道教碑刻辑录( 项目号: 07XZJ005) 的阶段性成果。

另外还需要特别指出:在编制如此宏富的碑刻文献过程中,作者始终坚持良好的学术规范,每一通碑刻,作者都会添写附记,将碑刻的碑文来源、立碑时间、撰书人名、校勘依据、录文人名等一一注明。二,由于本课题是一项难度甚大的工作,所收录的碑文难免存在一些疏漏之处。作者本人也意识到这一问题。目前正在做进一步的补遗工作。

参考文献:[1]龙云,周锺岳等纂修.新纂云南通志(二百六十六卷)[C].卷101宗教考一[A].1948 年铅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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