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家人在纪念茅盾的文章中说,全国文学艺术

作者: 文学文章  发布:2019-11-24

图片 1

图片 2

1949年7月29日上午,新成立的全国文协在东总布胡同22号机关召开第一次常务会议。茅盾主持会议。会议推选周文、冯乃超负责组织部;赵树理、田间负责创作部,宗旨是在创作方面能帮助著作者的创作;冯雪峰负责研究部,研究中外文学及各种文章;艾青、钟敬文、何其芳负责编辑部;吴伯萧负责秘书处。设立顾问委员会,主任为茅盾、丁玲、柯仲平。

茅盾

1949年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

1950年7月,为加强对文学工作的领导,中央宣传部决定:在全国文协成立党组,由丁玲、冯雪峰、何其芳、刘白羽、周立波、严文井、陈企霞等同志组成,丁玲为组长,冯雪峰为副组长。1952年10月,丁玲因脊椎增生严重,到大连休养。1953年1月,文化部召开创作会议,周扬、林默涵、邵荃麟到会,酝酿把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改为中国作家协会。

中国作家协会的前身是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成立于1949年7月24日,茅盾为主席。从那一刻起,至1981年3月27日逝世,茅盾的后半生是与中国作协风雨同舟、休戚与共的。如果说,中国作家协会在漫长的风雨岁月中真有什么文学之魂的话,茅盾就是当之无愧的魂灵式人物。

中国作家协会前身为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成立于1949年7月23日,1953年10月改称中国作家协会,今年整整70年了。穿过历史烟尘,回望过往岁月,倍感珍贵与亲切。

1953年3月7日,全国文协党组向中宣部报告,文协党组根据中宣部指示的原则进行了改组。随后,中宣部批复全国文协党组由邵荃麟、冯雪峰、丁玲、沙汀、张天翼、田间、戈扬、袁水拍、陈企霞、陈白尘组成,由邵荃麟担任书记。机关工作委员会由邵荃麟代替丁玲的工作。

1953年3月24日,全国文协第六次常委会通过《关于改组全国文协和加强领导文学创作的工作方案》,主要内容是召开全国代表大会,讨论改组全国文协机构,使其成为实际的领导文学创作活动和文学批评的机构。

胡耀邦在茅盾追悼会上的悼词中,对1949年后茅盾的文学贡献有两段评价:“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从事文化事业和文学艺术的组织领导工作,写了大量的文学评论,特别是一贯以极大的精力帮助青年文学工作者的成长,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全国解放前夕,他不顾艰险,间道来到北平,积极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筹备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他当选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主席。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了第一任文化部长,并当选为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历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和政协第四届、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几十年来,他勤勤恳恳,殚思竭虑,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支援各国人民的进步文化事业和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献出了全部心血。晚年,他经受了十年浩劫的严重考验,始终与党和人民站在一起。粉碎‘四人帮’后,对党的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他表示衷心的拥护。他在最后几年里不顾衰病,努力写作回忆录,虽然没有全部完成,仍然为现代我国文学史和政治社会文化史留下了十分宝贵的史料。可以说,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始终没有放下自己手中的笔为人民服务。”这些评价涉及茅盾先生与中国作协工作相关的,至少有四方面内容:一是文学组织、领导工作,二是文学评论,三是扶持青年作家,四是文学回忆录。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茅盾54岁。他担任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主席,同时还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长。尽管毛泽东、周恩来曾跟他谈话,说只是挂挂名,在这两个部门会给他配备得力的助手,可以让他免于事务性工作之劳,但事实上很多重要的外事活动和国务活动,还得由茅盾亲自出场。所以,公务接待和会议占据了茅盾的大量时间,加上体弱多病,让他多次萌生要辞去文化部长等职务的念头。

1949年1月31日,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北平宣告和平解放。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盛大的入城仪式。随着解放军入城的,有华北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有夹道欢迎的原在北平坚持文艺工作的同志,还有稍后陆续来到北平的曾经长期在国统区艰苦奋斗的文学艺术家,中国新文艺大军在北平胜利会合。

召开这次大会的背景是:在新的历史时期,人民群众更热烈地要求作家创造更多优秀的文学作品,以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崇高思想教育他们、鼓舞他们向社会主义前进,必须动员作家为这一庄严的任务而斗争。代表大会的主要任务:一是改组全国文协机构,使其成为实际的领导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团体;二是根据改组全国文协新的精神,修改会章;三是做关于文学创作思想问题的报告,认真地进行一次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学习。

茅盾文集

3月22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大会筹备委员会在北平成立,负责进行召开全国文代会的准备工作。经过三个多月的筹备,6月30日,全国文代会举行预备会,通过丁玲等99人为大会主席团,郭沫若为总主席,茅盾、周扬为副总主席。

5月28日晚8时,全国文协会员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茅盾、副主任委员丁玲等出席。会议通过了全国文协召开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代表大会的计划,预定7月10日召开,会期以不超过10天为原则。

茅盾家人在纪念茅盾的文章中说,新中国成立后,茅盾希望能在杭州西湖边清净处购买住宅,以便安心写作,这是他当时的想法。动荡生活了半辈子,社会安定了,希望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只是这一想法未免有点理想化了。像茅盾这样享有巨大社会声誉的知名人士,并且跟中共有长期渊源关系的文坛领袖,中央政府怎么会随随便便放置在一边呢?像第一次文代会筹备之初,《文艺报》的试刊工作是茅盾亲自负责进行的。当事人的回忆文章,都有明确的记录。后来《文艺报》成为中国作协的机关报,从上世纪50年代《文艺报》发表的文章和座谈会纪要情况看,茅盾始终是重要作者和重大活动的参与者。丁玲作为茅盾的学生,始终对茅盾怀有深厚的师生感情。在回忆文章中丁玲写到:“我有幸曾是茅盾同志的学生,1922年在上海平民女校,1923年在上海大学,都是听他讲授文学课的。后来我从事文学事业,虽不是他的影响,但他却在谆谆课读之中培养了我对文学的兴趣。1932年至1933年,我们在‘左联’同事,我做过一个时期‘左联’书记和‘左联’党团书记。1949年至1953年,我们又在新中国的作家协会共事,他是主席,我是副主席。但我一直把他当作老师,他的态度也始终是我的老师,我们相处非常融洽。”粉碎“四人帮”后,丁玲去看望茅盾,师生感情还是那么深厚,比较一下丁玲在书信和文章中对周扬的态度,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中国作协的很多茅盾的同事、朋友,对他的拥戴和理解。

7月2日,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大会正式开幕。郭沫若致开幕词,茅盾报告大会筹备经过。朱德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董必武代表华北人民政府和中共中央华北局,陆定一代表中共中央宣传部等先后向大会致贺和讲话。大会出席代表753人,会议期间增加至824人。

6月29日,全国文协决定会员代表大会延期至8月召开。7月20日上午,全国文协会员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召开第二次会议,拟暂定于8月下旬或9月初召开代表大会,确切日期待全国文联代表大会日期确定后才能确定。

作为新中国以来长期担任文艺界领导的茅盾先生,承载着共和国文学的荣光,为繁荣文学倾尽心力。像《人民文学》创刊,他亲自去找毛泽东主席,希望能够题词,毛泽东题词“希望有更多的好作品出世”。并回函茅盾“写了一句话,作为题词,未知可用否?封面宜由兄写,或请沫若兄写,不宜要我写”。毛泽东推荐郭沫若,认为郭沫若更为合适。

7月6日下午,周恩来作《在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庆贺从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逐渐被迫分离在两个地区的文艺工作者的大会师。毛泽东莅临会场并讲话:“你们开的这样的大会是很好的大会,是革命需要的大会,是全国人民所希望的大会。因为你们都是人民所需要的人,你们是人民的文学家、人民的艺术家,或者是人民的文学艺术工作的组织者。你们对于革命有好处,对于人民有好处。因为人民需要你们,我们就有理由欢迎你们。”

9月23日至10月6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更名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作为《人民文学》的第一任主编,茅盾积极团结老作家,使得刊物在短时间内成为国内文坛瞩目的对象。刊物影响力上来了,但门槛并不人为地抬高,而是面向广大的文学写作者,尤其是对于基层的文学爱好者,茅盾积极扶植、认真培养。《人民文学》来稿中,有一些基层文学爱好者的作品,非常稚嫩,但茅盾并不是拒之门外。只要作品有生活积累,有可取之处,茅盾就予以推荐发表。后来茅盾不担任主编了,但一些重要的稿件,编辑部还是会找茅盾审稿,或征求他的意见。从《郭小川日记》《张天翼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茅盾多次参与稿件的讨论,发表自己的意见。茅盾的意见具有说服力和权威性。比较有代表性的事件,就是对杨沫《青春之歌》的评价。这部小说刚一出版,就招致读者来信的严厉批评,《中国青年》《文艺报》等开辟专栏予以争鸣,中国作协领导,包括何其芳等文艺界人士非常同情杨沫,不同意那些政治上上纲上线的批评,最后请出茅盾来评价杨沫的《青春之歌》。茅盾的肯定意见具有说服力,平息了这一风波。

7月19日,全国文代会举行闭幕式。7月23日,刚刚参加完全国文代会的208名文学界代表,汇聚在中法大学大礼堂参加全国文协成立大会。大会由丁玲主持,首先通过了主席团名单及大会日程。接着由茅盾致开幕词,他说,这个会的主要任务是要依照全国文联的章程来成立一个全国性的文学工作者协会。然后是中共中央委员林伯渠讲话,他号召文学工作者进一步团结起来,进一步联系起来,进一步深入到工厂、农村、部队中去,真正与工农兵打成一片,参加并深刻地体会实际的斗争,把它全面真实地反映出来。随后,丁玲报告了全国文协的筹备经过。下午,会议讨论通过了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章程草案,并进行了选举。

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同期召开。会议期间,根据文代会大会主席团的建议,全国文协改组为中国作家协会。10月4日,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作家协会的章程,并选出了领导机构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会和主席团,胜利闭幕。

7月24日上午,艾青主持会议,冯至报告了头天的选举结果。这次会议共选出丁玲等69名全国委员会委员。此外,留有待解放区名额6人,还选举出柳青等16人为候补委员,共91位文学界人士组成了全国委员会。大会选举常务委员21人,茅盾为主席,丁玲、柯仲平为副主席。最后,郑振铎致《依照毛主席指出的方向,文学工作者将稳步走向胜利》的闭幕词。

根据中国作家协会章程的规定,中国作家协会是以自己的创作活动和批评活动积极地参加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的中国作家和批评家的自愿组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整个文学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也是指导和鼓舞作家、批评家前进的力量。

1949年后,茅盾不再创作小说,主要兴趣转向文学批评。曾有研究者统计,1949年到“文革”之前,茅盾撰写的评论和理论文章总数超过100万字。他生前出版有《夜读偶记》《鼓吹集》《鼓吹续集》《关于历史和历史剧》《读书杂记》《茅盾评论文集》《茅盾近作》。这庞大的批评文字,相当一部分是研读作家作品的心得。这些评论文字,体现了茅盾对于青年作家作品的关注和关心。像他的《怎样评价〈青春之歌〉》,不仅维护了一个作家作品的文学生命,而且也给人们确立起一种文学批评的风范。他的《谈最近的短篇小说》《1960年短篇小说漫评》,依稀可以见出茅盾早年那种文学批评的敏锐痕迹。

7月29日上午,新成立的全国文协在东总布胡同22号机关召开第一次常务会议。茅盾主持会议。会议推选周文、冯乃超负责组织部;赵树理、田间负责创作部,宗旨是在创作方面能帮助著作者的创作;冯雪峰负责研究部,研究中外文学及各种文章;艾青、钟敬文、何其芳负责编辑部;吴伯箫负责秘书处。设立顾问委员会,主任为茅盾、丁玲、柯仲平。

中国作家协会最高机构是全国作家代表大会,日常工作由理事会和主席团负责。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会由88人组成。理事会主席茅盾,副主席周扬、丁玲、巴金、柯仲平、老舍、冯雪峰、邵荃麟7人,并组成主席团。下设秘书长、副秘书长各一人:秘书长为陈白尘,副秘书长为张僖。

茅盾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根据工作的需要,在1954年前设立有下列各种机构:创作委员会,主任周扬,副主任邵荃麟、沙汀,下设小说散文组、电影组、戏剧组、诗歌组、儿童文学组、通俗文学组;普及工作部,部长老舍,副部长韦君宜,创办了《文艺学习》期刊;古典文学部,部长郑振铎,副部长何其芳、聂绀弩、陈翔鹤;外国文学委员会,主任萧三,副主任戈宝权;文学基金管理委员会,主任茅盾,委员郑振铎、许广平、陈白尘等;文学讲习所,主任田间,聘请丁玲、张天翼、田间、赵树理、刘白羽分担学员创作的辅导工作。

主要表现为,对最新小说创作态势的准确把握。茅盾早年对《小说月报》发表的小说创作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曾在文学史上产生过积极影响,这种评论习惯在他晚年的评论中依然存在,譬如《谈最近的短篇小说》是对《人民文学》1958年6月号上的短篇小说的一个评论,通过对这些作家作品的评论,茅盾探讨了当时小说中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茅盾自己的审美趣味偏向写实性强的作品,这也是当时创作理论鼓励的一种写作方式。但在这一创作风气之下,真正有文学意味的作品并不是特别多。所以,清理脉络也就是确立一种文学审美标准。在对具体作品的评价中,茅盾善于发现一些文学新人,譬如对茹志鹃、陆文夫作品的评论,就是发现新作家的典型案例。他高度评价茹志鹃的《百合花》,认为“这是我最近读过的几十个短篇中间最使我满意,也最使我感动的一篇。它是结构严谨、没有闲笔的短篇小说,但同时它又富于抒情诗的风味。”茹志鹃后来在悼念茅盾的文章中说,“我从先生二千余字的评论上站立起来,勇气百倍。站起来的还不仅是我一个人,还有我身边的儿女。”对于陆文夫的小说,茅盾有过批评,但非常看重这位作家的才能。茅盾在上世纪60年代的日记中,记有“下午读陆文夫小说至此共阅陆作品二十篇,作札记数万字,凡此皆为应《文艺报》之请,写一篇论文也。”茅盾对于这两位青年作家的评论,至今依然还被很多研究者所引用,显示出评论的权威性和影响力。

1950年7月,为加强对文学工作的领导,中宣部决定在全国文协成立党组,组长丁玲,副组长冯雪峰,组员何其芳、刘白羽、周立波、严文井、陈企霞。1952年10月,丁玲到大连休养,冯雪峰主持文协党组工作。1953年1月,文化部召开创作会议,周扬、林默涵、邵荃麟到会,酝酿把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改为中国作家协会。

中国作家协会编辑出版下列各种刊物:《文艺报》,主编冯雪峰,发刊于1949年5月4日,9月25日正式创刊,作为全国文协主办的机关报;《人民文学》,主编邵荃麟,副主编严文井,创刊于1949年10月25日;《译文》,主编茅盾,创刊于1953年7月;《新观察》,主编戈扬,创刊于1950年7月;《中国文学》,主编茅盾,副主编沙汀、袁水拍、叶君健,创刊于1951年,1954年改为季刊。

上世纪60年代中国作协的诸多活动中,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是非常重要的一次会议,这是中国作协领导对一个时期文学创作情况的意见交流和理论总结会议。茅盾在1979年8月30日给邵荃麟评论文集作序时,曾有一段文字涉及这次会议情况:“大连会议是邵荃麟同志知道我打算到大连度暑期,因而就我的方便,把会议地址决定在大连。我白天到会,听大家发言,晚上我就没事了,但是荃麟同志及其他同志晚上还有分组会,还要做总结,所以是日夜操劳。”“要不要描写中间人物?我与荃麟同志的意见是一样。但我不知道他因此惹下了‘杀身大祸’。我不知道他曾因此与张春桥、姚文元发生争论。怪不得文化大革命时一些红卫兵几次向我探询:中间人物论是谁提出来的?我答以‘记不起来了’。他们还要问我有没有记录,意欲查看。我答以‘没有’。这也是实情,我向来不会当场自作记录,因为手慢,记了这句,就掉了那句,还不如不记。”茅盾自己没有记录,但中国作协还是有记录,后来收入《邵荃麟评论选集》中的《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后面就注明是根据大会记录整理的。大连会议应该是一次气氛非常轻松和谐的会议,茅盾、周扬、邵荃麟、侯金镜、周立波、赵树理、康濯、马加等十多位与会者发表自己对当前创作问题的看法,发言之间,茅盾、周扬等都有插话。

1953年3月,全国文协召开常委会,全国文协党组向中宣部报告,准备召开全国代表大会,讨论改组全国文协机构,使其成为实际的领导文学创作活动和文学批评的机构。随后,中宣部批复全国文协党组由邵荃麟、冯雪峰、丁玲、沙汀、张天翼、田间、戈扬、袁水拍、陈企霞、陈白尘组成,邵荃麟担任书记。

1953年10月27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召开会议,宣布周扬为党组书记、邵荃麟为副书记。

茅盾与周扬、郭沫若

9月23日至10月6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同期召开。会议期间,全国文协改组为中国作家协会。10月4日,大会通过了中国作家协会的章程,并选出了领导机构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会和主席团,随后召开了第一次理事会。

中国作家协会在上海、武汉、沈阳、重庆、西安、广州设立有中国作家协会分会。

根据中国作家协会章程的规定,中国作家协会是以自己的创作活动和批评活动积极地参加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的中国作家和批评家的自愿组织。中国作家协会最高机构是全国作家代表大会,日常工作由理事会和主席团负责。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会由88人组成。理事会主席茅盾,副主席周扬、丁玲、巴金、柯仲平、冯雪峰、老舍、邵荃麟,并组成主席团。下设秘书长、副秘书长各一人:秘书长陈白尘,副秘书长张僖。

中国作家协会为正部级单位,成立时共有会员400余人,核定编制245名。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中国文联和各个协会的恢复工作慢慢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林默涵是负责人。茅盾作为中国作协主席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尤其是1979年召开的第四次文代会,具有拨乱反正的标志性意义,茅盾为这次会议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曾在《文艺报》工作过的刘锡诚先生,在《在文坛边缘上》中,有一段记录茅盾与第四次文代会的材料。他指出,在筹备大会期间,鉴于一些文学界的知名人物还没有彻底平反、代表资格受限的情况,茅盾致信负责文联恢复筹备工作的林默涵,反映情况。茅盾在信中说: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根据工作的需要,设立下列机构:创作委员会,下设小说散文组、电影组、戏剧组、诗歌组、儿童文学组、通俗文学组;普及工作部,创办了《文艺学习》期刊;古典文学部;外国文学委员会;文学基金管理委员会;文学讲习所。

本文由皇家国际▎永久官网发布于文学文章,转载请注明出处:茅盾家人在纪念茅盾的文章中说,全国文学艺术

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