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些中华旧式书目记述所关联的文奎堂,琉璃

作者: 文学文章  发布:2019-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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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1944年北平琉璃厂的旧书铺是怎样做生意?

“没有一艘船能像一本书,把人带往远方。”狄金森的诗句固然境界开阔,然而一本书的远方,往往比作为阅读者/藏书者的“我们”更为遥远。在一本书长达数百年甚至几千年的生命历程之中,人类不过是它们的过客。这样的感触,是被东京大学“仁井田文库”的一本朱自清藏书引发的。

典型的中国书店——文奎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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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装裱过的《吴歌甲集》,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一九二六年出版,封面有三个模糊的毛笔字:朱自清。仁井田文库大部分的书籍除了原主人——仁井田(一九〇四至一九六六)的藏书章,并无其他过藏者留下的痕迹,因此“朱自清”三字就显然特别突兀。二〇一八年一月,笔者在东京大学意外发现此书,当时匆匆拍了书影,回国之后到处搜索朱自清签名,觉得笔迹相似。五月初,适逢清华大学举办“朱自清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纪念展览”,笔者前往比对朱自清手迹。不得了,《吴歌甲集》上这三个字,正是朱自清亲笔签名!

农耕民族的忍耐力、信用力,是农耕文明延续的基石之一——从与北平旧书店的店员交往点滴经验中,日本学者可以提炼出如此宏大的理论,这样的升华,首先取决于异国学者将这些出身低下的“坊友”视为中国的象征,视作有价值的田野研究对象。

北京有琉璃厂东街、琉璃厂西街,并没有一条叫“琉璃厂”的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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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北京旧书业曾经屹立着双雄——来薰阁、文奎堂。琉璃厂的来薰阁主人陈杭从1931年起担任北平书业同业公会的会长,与胡适、郑振铎等名人交好,以他为主角的文章,计有黄裳《琉璃厂故事》、吉川幸次郎《来薰阁琴书店》、徐雁《一代坊贾陈济川》等十余篇。相比之下,陈济川拜师的隆福寺老店——文奎堂,不仅从未有一篇文章述其历史,张寿彭、赵殿成这样频繁出现在日本学人笔下的掌柜名字,亦从未见诸中国学者的笔端。

在琉璃厂东街和琉璃厂西街交界处附近,有一座过街天桥,桥的墙面上写有“琉璃厂”。“琉璃厂”三个字还出现在附近几个公交站牌上。借着这些标识,我们可以大致知道琉璃厂在什么位置。

仁井田文库的《吴歌甲集》

文奎堂于光绪二十七年开设,店主王云瑞“当年资本甚微,逾年,即大发迹,今则内外城书肆以文奎为冠矣”。1930年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游燕所见,来薰阁尚未崛起,文奎堂则地位稳健,“文奎堂在隆福寺路南路北都有铺面,和琉璃厂的文友堂并称北平两大书肆,四部书籍无所不备,尤其是有很多满文、蒙文的书”。文奎堂曾经是北平藏书最为丰富的旧书店,大藏书家傅增湘的《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与《藏园群书经眼录》二书所记即有24种古本珍籍,或是“收/得于文奎堂”,或是“文奎堂送阅”“见于文奎堂”。这些中国旧式书目记述所旁及的文奎堂,只具有“版本学意义”,文奎堂始终面目模糊——它的经营者是谁?经营状况如何?坊友与文人学者之间有着怎样的交往?这些历史细节,恰恰只有在日本学人的中国访书记中,才能渐次浮出历史的水面。

琉璃厂街是以经营古旧书、古玩和文房四宝著称的文化商业街。位于宣武区和平门以南,以南新华街为界,分为琉璃厂东、西街,全长500米。琉璃厂街因在元、明时期设窑烧制琉璃瓦而得名,已有700多年历史。明代出现一家书店,在康熙年间成为京城书市和古玩中的中心,其间经历过朝代的兴替,经历过繁荣与冷落,但始终保持了本身的经营特色,绵延了300余年。街中的翰墨书香和珍奇古玩,与周边的会馆、戏楼、庙会活动等相得益彰。

朱自清去世于一九四八年八月,向无藏书散出的消息。那么,《吴歌甲集》在朱自清与仁井田两个过藏者之间,有些什么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店大欺客与宾至如归

在琉璃厂街买卖东西,和在北京的潘家园文物市场差不太多,买卖双方谈好价格,买定离手,一切都按老北京的规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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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北京旧书业的竞争异常激烈,1928—1932年每年到北京访书的长泽规矩也说,“有些店面一年间的盛衰状况令人惊诧,有些店面一年间就销声匿迹了”。民国时期的隆福寺街上曾经共存30多家书店,只有文奎堂一家,从光绪年间至1958年公私合营一直屹立不倒。文奎堂保持长久竞争力的秘诀之一是牢牢抓住日本买卖。

典型的中国书店——文奎堂(《北支》1939年第11期)

一、“歌谣”课程的备课用书

“北京现在穷极,尝询书店近日买卖如何,据云有些日本买卖可做云云。然则北京书行买卖,现在亦靠几个日本人支持也,可哀已。”辅仁大学校长陈垣1926年11月8日写给胡适的信函如此总结当时的北京书市。相对于中国客人的赊账习惯,日本顾客在旧书买卖时不太拖欠付款,可能是导致书店“靠几个日本人支持”的首要原因。民国旧书业习惯是五月五日、八月十五日和年终的“三节”结算,平时允许客人长期赊账,这种经营模式带来的后果就是,旧账多,回本慢,资金周转不畅,导致死账越来越多,直至压垮书店的生意。但是日本学人到书店购书都是现金结账,长泽规矩也认为,“经营者重视外国顾客,大概是看重外国客人确定无疑的支付能力这一点”。

农耕民族的忍耐力、信用力,是农耕文明延续的基石之一——从与北平旧书店的店员交往点滴经验中,日本学者可以提炼出如此宏大的理论,这样的升华,首先取决于异国学者将这些出身低下的“坊友”视为中国的象征,视作有价值的田野研究对象。

一九二四年,顾颉刚将他在苏州等地搜集的吴方言区歌谣加以整理和注释,在北京大学《歌谣》周刊连载,反响很大。一九二六年七月,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趁机推出《吴歌甲集》单行本,胡适、沈兼士、俞平伯、钱玄同等名家作序。这是顾颉刚的第一本著作,对民国时期的“歌谣运动”产生巨大的示范作用,此后,各地歌谣的甲乙丙集层出不穷。

1930年代文奎堂寄给东京文理科大学汉文研究室的信封

民国时期北京旧书业曾经屹立着双雄——来薰阁、文奎堂。琉璃厂的来薰阁主人陈杭(字济川)从1931年起担任北平书业同业公会的会长,与胡适、郑振铎等名人交好,以他为主角的文章,计有黄裳《琉璃厂故事》、吉川幸次郎《来薰阁琴书店》、徐雁《一代坊贾陈济川》等十余篇。相比之下,陈济川拜师的隆福寺老店——文奎堂,不仅从未有一篇文章述其历史,张寿彭、赵殿成这样频繁出现在日本学人笔下的掌柜名字,亦从未见诸中国学者的笔端。

《吴歌甲集》名声很响,但印数极少,坊间难觅踪影。一九二八年冬,张清水发表在《民俗》周刊上的《吴歌乙集》推介文章中说:“《吴歌甲集》是顾先生编的,可惜没有看见。”一九三九年,京都大学的高仓正三被日本外务省派驻苏州,研究吴地民俗方言。高仓踏遍了苏州上海旧书店,想淘一本《吴歌甲集》,始终未能如愿。一九四〇年十月高仓写信给京都大学的老师吉川幸次郎,抱怨道:“《吴歌甲集》《吴歌乙集》和《苏州注音丛书》等到今天也从未见过,不知究竟是何原因,倒使我有些想不通;因为就连袁刻《文选》这种少有的书,经过一年时间的寻觅,也终于在最近给我买到了。”(高仓正三:《苏州日记》,东京弘文堂一九四三年版)最后只能请求吉川老师从京都东方文化研究所借出《吴歌甲集》,邮寄到苏州。

张中行1930年代在北京大学上学,常到隆福寺一带溜达,“印象深的只有三家,两家大,一是路北的文奎堂,一是路南的修绠堂,书多,气派大,也许由于店大欺客吧,连是否从那里买过书也不记得了”。这正如当代那些国际奢侈品名店在买不起他家牌子的顾客眼里可能是“店大欺客”,而对于目标顾客群来说,这些大店给主顾带来的可是“宾至如归”的贵客享受。1920—1940年代到北京游历的日本客人往往出手大方,文奎堂自然对他们更加地躬出揖入,一味周旋。于是在日本学人的燕京访书记中,频繁地看到文奎堂店员殷勤迎送的身影。

文奎堂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开设,店主王云瑞“当年资本甚微,逾年,即大发迹,今则内外城书肆以文奎为冠矣”(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1930年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游燕所见,来薰阁尚未崛起,文奎堂则地位稳健,“文奎堂在隆福寺路南路北都有铺面,和琉璃厂的文友堂并称北平两大书肆,四部书籍无所不备,尤其是有很多满文、蒙文的书”(《中华民国书林一瞥》)。文奎堂曾经是北平藏书最为丰富的旧书店,大藏书家傅增湘的《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与《藏园群书经眼录》二书所记即有24种古本珍籍,或是“收/得于文奎堂”,或是“文奎堂送阅”“见于文奎堂”。这些中国旧式书目记述所旁及的文奎堂,只具有“版本学意义”,文奎堂始终面目模糊——它的经营者是谁?经营状况如何?坊友与文人学者之间有着怎样的交往?这些历史细节,恰恰只有在日本学人的中国访书记中,才能渐次浮出历史的水面。

一九二九年始,朱自清在清华大学中文系讲授“歌谣”课程,同事浦江清回忆该课程“在当时保守的中国文学系学程表上显得突出而新鲜,很能引起学生的兴味”。朱自清曾将讲义做成油印本和铅印本分发给同学。一九五七年,作家出版社以《中国歌谣》为题正式出版,书中引用《吴歌甲集》约有四十处,可见当年朱自清备课之时,一定把《吴歌甲集》翻遍了。

1919年留学北京的那波利贞,“进到最可体味隆福寺书肆空气的文奎堂之内,在微暗的书室里,啜饮一碗香茗,听伙计说,常常有日本学者来访”。仓石武四郎在1928—1930年留学北平,在《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中,来薰阁出现28次,文奎堂则有24次。当时受京都大学和东方文化学院的委托,仓石在文奎堂购买了大量书籍,今天这两个机构还藏有文奎堂开出的收据。作为仓石个人收藏史的得意藏品——《红楼梦》程乙本,便是从文奎堂购入的。1930年6月6日,文奎堂为即将归国的仓石饯行,设宴民国八大楼之首的东兴楼饭庄。仓石日记中,在京城最豪华的东兴楼吃饭只有这一次。6月14日,仓石离燕时,前来送行的朋友,除了熟识的学者,“并陈、赵、刘三书友也”。这里提到的赵殿成,就是吉川幸次郎《琉璃厂后记》里那位“年轻文雅的掌柜赵君”。

店大欺客与宾至如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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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担任庆应大学教授的奧野信太郎,1936—1938年在北平留学之时,受到文奎堂热情接待:“文奎堂其中的一位掌柜名叫张寿彭,河北交河人,是北平书店里最能够抓住日本人的商贾。张掌柜就像拿着善本好书来钓鱼的渔夫,能够时不时拿出一些客人最希望得到的书籍,这样不知不觉就和你结成了长久的关系。我喜欢到文奎堂去坐一坐,就算不买书,只是看到这里那里散落的善本,就已经知足了。”

民国时期北京旧书业的竞争异常激烈,1928—1932年每年到北京访书的长泽规矩也说,“有些店面一年间的盛衰状况令人惊诧,有些店面一年间就销声匿迹了”(长泽规矩也《收书遍历十一》)。民国时期的隆福寺街上曾经共存30多家书店,只有文奎堂一家,从光绪年间至1958年公私合营一直屹立不倒。文奎堂保持长久竞争力的秘诀之一是牢牢抓住日本买卖。

《吴歌甲集》上的朱自清备课记号

由日本学人的访燕记录之中可见,1937年北平沦陷之后,文奎堂的生意似未受到大影响。薄井恭一在1941年春天抵平,见到文奎堂和来薰阁的店面各有十几间房子,藏书之多,可称为北京的双雄。他惊叹道,全东京的汉籍书店全部藏书加起来,都不如双雄中的一家多。“文奎堂老板王氏的儿子王文华还很年轻,好几次骑单车到5分钟车程的住所给我送书。经理赵君,为人开朗。”

“北京现在穷极,尝询书店近日买卖如何,据云有些日本买卖可做云云。然则北京书行买卖,现在亦靠几个日本人支持也,可哀已。”(《陈垣来往书信集》)辅仁大学校长陈垣1926年11月8日写给胡适的信函如此总结当时的北京书市。相对于中国客人的赊账习惯,日本顾客在旧书买卖时不太拖欠付款,可能是导致书店“靠几个日本人支持”的首要原因。民国旧书业习惯是五月五日、八月十五日和年终的“三节”结算,平时允许客人长期赊账,这种经营模式带来的后果就是,旧账多,回本慢,资金周转不畅,导致死账越来越多,直至压垮书店的生意。但是日本学人到书店购书都是现金结账,长泽规矩也认为,“经营者重视外国顾客,大概是看重外国客人确定无疑的支付能力这一点”(《中华民国书林一瞥》)。

细细查看仁井田文库的《吴歌甲集》,与朱自清讲义《中国歌谣》一一对勘,可以发现一些朱自清备课的痕迹。最明显的痕迹有三处:一是《吴歌甲集》第27-30页,《碰碰门》一曲原本不分段落,在“拉阿娘奶奶头上宕下来”和“拨拉红眼睛野猫啣子去哉 ”二句之下,文库本皆有铅笔批注“空行”,显然是批注者认为此处应当划段。朱自清《中国歌谣》第172页引用这首儿歌,果然就在这两处分了段。

1939年华北交通公司拍摄的文奎堂照片

1930年代文奎堂寄给东京文理科大学汉文研究室的信封

二是《吴歌甲集》附录一《写歌杂记》,转录钱肇基提供的《跳槽》,并有钱氏插入的说明文字“——此从留声机片上听来——”“一别⋯⋯”,文库本《吴歌甲集》在此有铅笔删除的符号。《中国歌谣》第34、35页引用《跳槽》时,这两句果然不见了。

发给日本学者的催债信

张中行1930年代在北京大学上学,常到隆福寺一带溜达,“印象深的只有三家,两家大,一是路北的文奎堂,一是路南的修绠堂,书多,气派大,也许由于店大欺客吧,连是否从那里买过书也不记得了”(《负暄续话·隆福寺》)。这正如当代那些国际奢侈品名店在买不起他家牌子的顾客眼里可能是“店大欺客”,而对于目标顾客群来说,这些大店给主顾带来的可是“宾至如归”的贵客享受。1920—1940年代到北京游历的日本客人往往出手大方,文奎堂自然对他们更加地躬出揖入,一味周旋。于是在日本学人的燕京访书记中,频繁地看到文奎堂店员殷勤迎送的身影。

第三是《中国歌谣》的199-200页引述原文,抄写《吴歌甲集》近七百字。而文库本《吴歌甲集》的这部分文字,恰恰就有红色钢笔划出的三个标识。

早在光绪末年,文奎堂与日本书店就有了生意来往,1905年之后频繁到北京搜求善本珍籍的东京文求堂书店主人田中庆太郎,“其与书肆交易最密者,琉璃厂文友堂、隆福寺文奎堂”。琉璃厂的文友堂到处搜求《永乐大典》,以每册现金一百银元的价格卖给田中庆太郎,因而激起了文化界的公愤。文奎堂与文求堂在中国的生意往来,几无文献可稽,相对文友堂来说,文奎堂的日本生意往来较为低调。作为交换,文求堂帮助文奎堂在日本寻找古书买家、通过邮购的方式向文奎堂购书,这方面的记载仍存有不少。田中庆太郎的女婿、金泽大学教授增井经夫,专门写有一篇《文奎堂的来信》记录两家书店的业务往来。1954年3月,文求堂歇业之前的专场拍卖会上,就出现多封来自文奎堂的信件。“在红框的长方形账本之上,列着数十个日本学者的名字,旁边仔细地标注他们所买的书名和价格。”

1919年留学北京的那波利贞,“进到最可体味隆福寺书肆空气的文奎堂之内,在微暗的书室里,啜饮一碗香茗,听伙计说,常常有日本学者来访”(《燕吴载笔》,京都同文馆1925年版)。仓石武四郎在1928—1930年留学北平,在《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中,来薰阁出现28次,文奎堂则有24次。当时受京都大学和东方文化学院的委托,仓石在文奎堂购买了大量书籍,今天这两个机构还藏有文奎堂开出的收据。作为仓石个人收藏史的得意藏品——《红楼梦》程乙本(现为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特别贵重书),便是从文奎堂购入的。1930年6月6日,文奎堂为即将归国的仓石饯行,设宴民国八大楼之首的东兴楼饭庄。仓石日记中,在京城最豪华的东兴楼吃饭只有这一次。6月14日,仓石离燕时,前来送行的朋友,除了熟识的学者,“并陈(济川)、赵(殿成)、刘三书友也”。这里提到的赵殿成,就是吉川幸次郎《琉璃厂后记》里那位“年轻文雅的掌柜赵君”。

以上三个铁证说明,朱自清在撰写“歌谣”讲义的时候,先是在《吴歌甲集》上划出需要引用的文字,然后再誊写到讲义稿纸上。《吴歌甲集》全书三百零二页,共有三十六页出现铅笔划线,有七页出现钢笔划线,三页出现红笔划线,说明朱自清至少翻过三遍《吴歌甲集》。此外,文库本中还有十处铅笔批注,比如第24页《一家人家》旁注“戏谑”,第94页《秋天明月桂花香》铅笔自右向左旁注:“想夫/父母自主/契有情郎/不得嫁/父母再为选才郎”,第127页《一事无成实可怜》旁注“生业之叹”。遗憾的是,这些旁注并未体现在《中国歌谣》之中,大约是讲义未及充分展开之故。《吴歌甲集》收入二十六首闺阁妇女吟唱的“私情歌谣”,因其曲调直白热烈而被时人划入“私情歌谣”之列。《夏日炎天日正长》“胸前露出尖尖奶”以下四句富于性意味的曲文之旁,铅笔批注“惟妙惟肖”,最为直露的一句之下又有钢笔划线,大约朱自清是欣赏这类民歌的。

著名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古城 贞 吉,常 年 通过东京文求堂向文奎堂邮购书籍。在1986年东方学会组织的座谈会上,其后人出示了不少文奎堂、来薰阁的售书来信,其中有一封是文奎堂寄给古城贞吉的邮购书籍收据,共193.3日元。这在1930年代是相当大额的古书订单了。

战后担任庆应大学教授的奧野信太郎,1936—1938年在北平留学之时,受到文奎堂热情接待:“文奎堂其中的一位掌柜名叫张寿彭,河北交河人,是北平书店里最能够抓住日本人的商贾。张掌柜就像拿着善本好书来钓鱼的渔夫,能够时不时拿出一些客人最希望得到的书籍,这样不知不觉就和你结成了长久的关系。我喜欢到文奎堂去坐一坐,就算不买书,只是看到这里那里散落的善本,就已经知足了。”(《北京襍记》,二见书房,194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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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奎堂得以开拓跨国邮购业务,得益于1923年1月1日起实施的 《中日互换邮件协定》。按照协定,中日两国互寄邮件彼此都按国内资例收费。1936年发行的《来薰阁书目》详载:“国内及日本寄书邮费,册数约在十册以下者,二角三分,多还少补,款项可由邮局或银行汇下。”中国的邮费本来就较日本低廉,按照中国邮费标准来收取寄日本邮费,十分有利于来薰阁、文奎堂这类常年拥有大宗日本邮购业务的书店。

由日本学人的访燕记录之中可见,1937年北平沦陷之后,文奎堂的生意似未受到大影响。薄井恭一在1941年春天抵平,见到文奎堂和来薰阁的店面各有十几间房子,藏书之多,可称为北京的双雄。他惊叹道,全东京的汉籍书店全部藏书加起来,都不如双雄中的一家多。“文奎堂老板王氏的儿子王文华还很年轻,好几次骑单车到5分钟车程的住所给我送书。经理赵君,为人开朗。”(《访燕襍记》,《中国文学月报》第75号)

“惟妙惟肖”的铅笔标注

跨国的书籍邮购交易,存在着买方不能及时还款的大风险。增井经夫回忆:“有一年,我到文求堂去,文求堂主人说,‘北京的文奎堂来信了呢,说日本的学者老师们长年以来光临北京的鄙店,积压了相当多的赊账,现特来信催促。如能成功催款,我们将向贵店奉上一半的款项作为回报。信上附了不少人的名字呢,不过上面没有你的名字,安心吧!’”

1939年华北交通公司拍摄的文奎堂照片

二、俞平伯代售朱自清藏书

借助文求堂主人的威望在日本催款,这一建议出于中日两家书店之间长期以来建立的良好关系。不过,对此提议,文求堂主人并未配合,文奎堂只好逐一给日本学者写信催促。增井评论道:“信里提到那些日本的先生们,一边厌烦着文奎堂强行推销的经商方式,回过头来又赖人家的账,不难想象这其中的滑稽吧。”

发给日本学者的催债信

那么,《吴歌甲集》是何时从朱自清手中散出?又是何时落到仁井田手中的?

《文奎堂书庄目录》,由东京的文会堂书房代售

早在光绪末年,文奎堂与日本书店就有了生意来往,1905年之后频繁到北京搜求善本珍籍的东京文求堂书店主人田中庆太郎,“其与书肆交易最密者,琉璃厂文友堂、隆福寺文奎堂”(孙殿起《琉璃厂小志》)。琉璃厂的文友堂到处搜求《永乐大典》,以每册现金一百银元的价格卖给田中庆太郎,因而激起了文化界的公愤。文奎堂与文求堂在中国的生意往来,几无文献可稽,相对文友堂来说,文奎堂的日本生意往来较为低调。作为交换,文求堂帮助文奎堂在日本寻找古书买家、通过邮购的方式向文奎堂购书,这方面的记载仍存有不少。田中庆太郎的女婿、金泽大学教授增井经夫,专门写有一篇《文奎堂的来信》(收入《線香の火》,研文社1987年版)记录两家书店的业务往来。1954年3月,文求堂歇业之前的专场拍卖会上,就出现多封来自文奎堂的信件。“在红框的长方形账本之上,列着数十个日本学者的名字,旁边仔细地标注他们所买的书名和价格。”

解决第一个问题,先要追溯到日寇侵占北平的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朱自清“提了一个讲课用不显眼的旧皮包”,躲过日本军队的搜查,只身南下。一九三八年四月,朱自清在西南联大安顿下来,写信叫夫人陈竹隐带子女南下。临行前,陈竹隐将藏书托付给朱自清的知交、清华同事俞平伯。俞平伯《秋荔亭日记》一九三八年五月一日记:“佩处拟寄存书籍,今送来。”俞平伯因家室之累,并未追随清华南迁,他将朱自清的藏书保管在东城老君堂胡同七十九号的古槐书屋。朱自清在西南联大时期,最受困扰的两大问题:一是研究用书的匮乏,二是“我尝到经济拮据而产生的自卑感”(《朱自清日记》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六日)。朱自清夫人带着二男二女住在成都,扬州老家还有他的另外三个孩子和老父亲,一家人分处三处,生活十分拮据,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五日“接父亲信,已负债七百元矣”。当时朱自清月薪418.46元,远不抵实际支出,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四日记:“得妻信,谓每月最低生活费需二千二百元,为此我很不安,无法维持家用,真不知该怎么办,天哪!”

跨国运书的大能量

著名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古城 贞 吉(1866—1949),常 年 通过东京文求堂向文奎堂邮购书籍。在1986年东方学会组织的座谈会上,其后人出示了不少文奎堂、来薰阁的售书来信,其中有一封是文奎堂寄给古城贞吉的邮购书籍收据,共193.3日元。这在1930年代是相当大额的古书订单了。

挣扎在贫困线上的朱自清决定抛售藏书。一九四三年初,他写信拜托俞平伯代为出售“存府上诸箱”书籍,四月十六日又追加一信称:“售书事承惠允代办,并将整理罗列,极感盛情。曩书匆促写成,尚有一二事乞为留意。一、弟在英伦所得书片四册,拟不出售。二、逻辑讲义拟不出售。三、《谢灵运诗注》《鲍照诗注》《玉川子诗注》拟不出售。”此信落款只写“四月十六日昆明”,《朱自清全集》误标为一九四一年,以往论者引用时均未察明。按《朱自清日记》,他一九四一年四月十六日还在成都家中,同年八月返回昆明。由信中所云“离家年半”来推算,此信应写于一九四三年。信中还特别说道:“《谢灵运诗注》一书,弟暑后拟授谢诗,需用甚切。”盖因一九四三年秋,朱自清在西南联大首次开设“谢灵运诗”课程(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六日、十七日的日记)。可惜的是,由于战争期间邮路不畅,俞平伯在此信送达之前,就将所有藏书处理给旧书店了。朱自清因备课急需《谢灵运诗注》,只好在十二月二十二日的信中,又请俞平伯代为回购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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