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还适用,因为这竺震旦做过一本《新月集》

作者: 文学文章  发布:2019-10-05

我自从去年得罪了正人君子们的“孤桐先生”,弄得六面碰壁,只好逃出北京以后,默默无语,一年有零。以为正人君子们忘记了这个“学棍”了罢,——哈哈,并没有。 印度有一个泰戈尔。这泰戈尔到过震旦来,改名竺震旦。 因为这竺震旦做过一本《新月集》,所以这震旦就有了一个新月社,——中间我不大明白了——现在又有一个叫作新月书店的。这新月书店要出版的有一本《闲话》,这本《闲话》的广告里有下面这几句话: “……鲁迅先生所仗的大义,他的战略,读过《华盖集》的人,想必已经认识了。但是现代派的义旗,和它的主将——西滢先生的战略,我们还没有明了。……” “派”呀,“首领”呀,这种谥法实在有些可怕。不远就又会有人来诮骂。甲道:看哪!鲁迅居然称为首领了。天下有这种首领的么?乙道:他就专爱虚荣。人家称他首领,他就满脸高兴。我亲眼看见的。 但这是我领教惯的教训了,并不为奇。这回所觉得新鲜而惶恐的,是忽而将宝贵的“大义”硬塞在我手里,给我竖起大旗来,叫我和“现代派”的“主将”去对垒。我早已说过:公理和正义,都被正人君子夺去了,所以我已经一无所有。大义么,我连它是圆柱形的呢还是椭圆形的都不知道,叫我怎么“仗”? “主将”呢,自然以有“义旗”为体面罢。不过我没有这么冠冕。既不成“派”,也没有做“首领”,更没有“仗”过“大义”。更没有用什么“战略”,因为我未见广告以前,竟没有知道西滢先生是“现代派”的“主将”,——我总当他是一个喽罗儿。 我对于我自己,所知道的是这样的。我想,“孤桐先生”尚在,“现代派”该也未必忘了曾有人称我为“学匪”,“学棍”,“刀笔吏”的,而今忽假“鲁迅先生”以“大义”者,但为广告起见而已。 呜呼,鲁迅鲁迅,多少广告,假汝之名以行! 九月三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一日《语丝》周刊第一五一期。 新月社以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核心的文学和政治团体。约成立于一九二三年,主要人物为胡适、徐志摩、梁实秋、罗隆基等。该社取名于泰戈尔的诗集《新月集》,曾以诗社的名义于一九二六年夏天借北京《晨报副刊》版面出过《诗刊》十一期;一九二七年该社分子多数南下,在上海创办新月书店,于一九二八年三月发刊综合性的《新月》月刊。他们原来依附北洋政府,后来转而投靠蒋介石政权。 “公理”和“正义”,是现代评论派陈西滢等人在支持章士钊、杨荫榆压迫女师大学生时经常使用的字眼。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底,当女师大学生斗争胜利,回校复课时,陈西滢、王世杰等人又组织所谓“教育界公理维持会”,反对女师大复校,支持章士钊另立女子大学。 作者在《新的蔷薇》一文中曾说:“公理是只有一个的。然而听说这早被他们拿去了,所以我已经一无所有。”

在广州的一个“学者”说,“鲁迅的话已经说完,《语丝》不必看了。”这是真的,我的话已经说完,去年说的,今年还适用,恐怕明年也还适用。但我诚恳地希望他不至于适用到十年二十年之后。倘这样,中国可就要完了,虽然我倒可以自慢。 公理和正义都被“正人君子”拿去了,所以我已经一无所有。这是我去年说过的话,而今年确也还是如此。然而我虽然一无所有,寻求是还在寻求的,正如每个穷光棍,大抵不会忘记银钱一样。 话也还没有说完。今年,我竟发见了公理之所在了。或者不能说发见,只可以说证实。北京中央公园里不是有一座白石牌坊,上面刻着四个大字道,“公理战胜”么?——Yes,就是这个。 这四个字的意思是“有公理者战胜”,也就是“战胜者有公理”。 段执政有卫兵,“孤桐先生”秉政,开枪打败了请愿的学生,胜矣。于是东吉祥胡同的“正人君子”们的“公理”也蓬蓬勃勃。慨自执政退隐,“孤桐先生”“下野”之后,——呜呼,公理亦从而零落矣。那里去了呢?枪炮战胜了投壶,阿!有了,在南边了。于是乎南下,南下,南下…… 于是乎“正人君子”们又和久违的“公理”相见了。 《现代评论》的一千元津贴事件,我一向没有插过嘴,而“主将”也将我拉在里面,乱骂一通,——大约以为我是“首领”之故罢。横竖说也被骂,不说也被骂,我就回敬一杯,问问你们所自称为“现代派”者,今年可曾幡然变计,另外运动,收受了新的战胜者的津贴没有? 还有一问,是:“公理”几块钱一斤?——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二日《语丝》周刊第一五四期。 “公理战胜”参看本卷第107页注Yes英语:是,对。 段执政指段祺瑞。参看本卷第120页注。下文的“开枪打败了请愿的学生”,指一九二六年段祺瑞下令卫兵屠杀爱国学生的三一八惨案。 枪炮战胜了投壶指北伐时的国民革命军战胜了军阀孙传芳。参看本卷第363页注《现代评论》开办时曾通过章士钊接受段祺瑞的一千元津贴。《猛进》、《语丝》曾揭露过这件事。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六十五期(一九二六年三月六日)的《闲话》中强作辩解,并影射攻击鲁迅。参看本卷第264页注。

这两年来,我在北京被“正人君子”杀退,逃到海边;之后,又被“学者”之流杀退,逃到另外一个海边;之后,又被“学者”之流杀退,逃到一间西晒的楼上,满身痱子,有如荔支,兢兢业业,一声不响,以为可以免于罪戾了罢。阿呀,还是不行。一个学者要九月间到广州来,一面做教授,一面和我打官司,还豫先叫我不要走,在这里“以俟开审”哩。 以为在五色旗下,在青天白日旗下,一样是华盖罩命,晦气临头罢,却又不尽然。不知怎地,于不知不觉之中,竟在“文艺界”里高升了。谓予不信,有陈源教授即西滢的《闲话》广告为证,节抄无趣,剪而贴之—— “徐丹甫先生在《学灯》里说:‘北京究是新文学的策源地,根深蒂固,隐隐然执全国文艺界的牛耳。’究竟什么是北京文艺界?质言之,前一两年的北京文艺界,便是现代派和语丝派交战的场所。鲁迅先生所仗的大义,他的战略,读过《华盖集》的人,想必已经认识了。但是现代派的义旗,和它的主将——西滢先生的战略,我们还没有明了。现在我们特地和西滢先生商量,把《闲话》选集起来,印成专书,留心文艺界掌故的人,想必都以先睹为快。 “可是单把《闲话》当作掌故又错了。想—— 欣赏西滢先生的文笔的,研究西滢先生的思想的,想认识这位文艺批评界的权威的—— 尤其不可不读《闲话》!” 这很像“诗哲”徐志摩先生的,至少,是“诗哲”之流的“文笔”,所以如此飘飘然,连我看了也几乎想要去买一本。 但,只是想到自己,却又迟疑了。两三个年头,不算太长久。 被“正人君子”指为“学匪”,还要“投畀豺虎”,我是记得的。做了一点杂感,有时涉及这位西滢先生,我也记得的。这些东西,“诗哲”是看也不看,西滢先生是即刻叫它“到应该去的地方去”,我也记得的。后来终于出了一本《华盖集》,也是实情。然而我竟不知道有一个“北京文艺界”,并且我还做了“语丝派首领”,仗着“大义”在这“文艺界”上和“现代派主将”交战。虽然这“北京文艺界”已被徐丹甫先生在《学灯》上指定,隐隐然不可动摇了,而我对于自己的被说得有声有色的战绩,却还是莫名其妙,像着了狐狸精的迷似的。 现代派的文艺,我一向没有留心,《华盖集》里从何提起。 只有某女士窃取“琵亚词侣”的画的时候,《语丝》上(也许是《京报副刊》上)有人说过几句话,后来看“现代派”的口风,仿佛以为这话是我写的。我现在郑重声明:那不是我。 我自从被杨荫榆女士杀败之后,即对于一切女士都不敢开罪,因为我已经知道得罪女士,很容易引起“男士”的义侠之心,弄得要被“通缉”都说不定的,便不再开口。所以我和现代派的文艺,丝毫无关。 但终于交了好运了,升为“首领”,而且据说是曾和现代派的“主将”在“北京文艺界”上交过战了。好不堂哉皇哉。 本来在房里面有喜色,默认不辞,倒也有些阔气的。但因为我近来被人随手抑扬,忽而“权威”,忽而不准做“权威”,只准做“前驱”;忽而又改为“青年指导者”;甲说是“青年叛徒的领袖”罢,乙又来冷笑道:“哼哼哼。”自己一动不动,故我依然,姓名却已经经历了几回升沉冷暖。人们随意说说,将我当作一种材料,倒也罢了,最可怕的是广告底恭维和广告底嘲骂。简直是膏药摊上挂着的死蛇皮一般。所以这回虽然蒙现代派追封,但对于这“首领”的荣名,还只得再来公开辞退。不过也不见得回回如此,因为我没有这许多闲工夫。 背后插着“义旗”的“主将”出马,对手当然以阔一点的为是。我们在什么演义上时常看见:“来将通名!我的宝刀不斩无名之将!”主将要来“交战”而将我升为“首领”,大概也是“不得已也”的。但我并不然,没有这些大架子,无论吧儿狗,无论臭茅厕,都会唾过几口吐沫去,不必定要脊梁上插着五张尖角旗的“主将”出台,才动我的“刀笔”。假如有谁看见我攻击茅厕的文字,便以为也是我的劲敌,自恨于它的气味还未明了,再要去嗅一嗅,那是我不负责任的。恐怕有人以这广告为例,所以附带声明,以免拖累。 至于西滢先生的“文笔”,“思想”,“文艺批评界的权威”,那当然必须“欣赏”,“研究”而且“认识”的。只可惜要“欣赏”……这些,现在还只有一本《闲话》。但我以为咱们的“主将”的一切“文艺”中,最好的倒是登在《晨报副刊》上的,给志摩先生的大半痛骂鲁迅的那一封信。那是发热的时候所写,所以已经脱掉了绅士的黑洋服,真相跃如了。而且和《闲话》比较起来,简直是两样态度,证明着两者之中,有一种是虚伪。这也是要“研究”……西滢先生的“文笔”等等的好东西。 然而虽然是这一封信之中,也还须分别观之。例如:“志摩,……前面是遥遥茫茫荫在薄雾的里面的目的地”之类。 据我看来,其实并无这样的“目的地”,倘有,却不怎么“遥遥茫茫”。这是因为热度还不很高的缘故,倘使发到九十度左右,我想,那便可望连这些“遥遥茫茫”都一扫而光,近于纯粹了。 九月九日,广州——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五日《语丝》周刊第一五三期。 华盖罩命即“交华盖运”,参看《华盖集·题记》。 指凌叔华。 “权威”《民报》广告中称作者的话。“不准做‘权威’,只准做‘前驱’”,是针对高长虹的话而说的。高长虹在《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中曾说:“要权威者何用? 为鲁迅计,则拥此空名,无裨实际”;而在“狂飙社广告”(见一九二六年八月《新女性》月刊第一卷第八号)中又说他们曾经“与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合办《莽原》。” “青年指导者”参看本卷第245页注“青年叛徒的领袖”一九二五年九月四日《莽原》周刊第二十期载有霉江致作者的信,其中有“青年叛徒领导者”的话。陈西滢在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晨报副刊》发表的《致志摩》中讥讽作者说:“这像‘青年叛徒的领袖’吗?”“这才是中国‘青年叛徒的领袖’,中国青年叛徒也可想而知了。” 陈西滢关于“发热”的话。 陈西滢在《致志摩》中曾说:“志摩,……我常常觉得我们现在走的是一条狭窄险阻的小路,左面是一个广漠无际的泥潭,右面也是一片广漠无际的浮砂,前面是遥遥茫茫荫在薄雾的里面的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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