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回我看见《闲话》出版的广告,前女师大总务

作者: 文学文章  发布:2019-10-05

小峰兄: 收到了几期《语丝》,看见有《鲁迅在广东》的一个广告,说是我的言论之类,都收集在内。后来的另一广告上,却变成“鲁迅著”了。我以为这不大好。 我到中山大学的本意,原不过是教书。然而有些青年大开其欢迎会。我知道不妙,所以首先第一回演说,就声明我不是什么“战士”,“革命家”。倘若是的,就应该在北京,厦门奋斗;但我躲到“革命后方”的广州来了,这就是并非“战士”的证据。 不料主席的某先生——他那时是委员——接着演说,说这是我太谦虚,就我过去的事实看来,确是一个战斗者,革命者。于是礼堂上劈劈拍拍一阵拍手,我的“战士”便做定了。拍手之后,大家都已走散,再向谁去推辞?我只好咬着牙关,背了“战士”的招牌走进房里去,想到敝同乡秋瑾姑娘,就是被这种劈劈拍拍的拍手拍死的。我莫非也非“阵亡”不可么? 没有法子,姑且由它去罢。然而苦矣!访问的,研究的,谈文学的,侦探思想的,要做序,题签的,请演说的,闹得个不亦乐乎。我尤其怕的是演说,因为它有指定的时候,不听拖延。临时到来一班青年,连劝带逼,将你绑了出去。而所说的话是大概有一定的题目的。命题作文,我最不擅长。否则,我在清朝不早进了秀才了么?然而不得已,也只好起承转合,上台去说几句。但我自有定例:至多以十分钟为限。可是心里还是不舒服,事前事后,我常常对熟人叹息说:不料我竟到“革命的策源地”来做洋八股了。 还有一层,我凡有东西发表,无论讲义,演说,是必须自己看过的。但那时太忙,有时不但稿子没有看,连印出了之后也没有看。这回变成书了,我也今天才知道,而终于不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里面是怎样的东西。现在我也不想拿什么费话来捣乱,但以我们多年的交情,希望你最好允许我实行下列三样—— 一,将书中的我的演说,文章等都删去。 二,将广告上的著者的署名改正。 三,将这信在《语丝》上发表。 这样一来,就只剩了别人所编的别人的文章,我当然心安理得,无话可说了。但是,还有一层,看了《鲁迅在广东》,是不足以很知道鲁迅之在广东的。我想,要后面再加上几十页白纸,才可以称为“鲁迅在广东”。 回想起我这一年的境遇来,有时实在觉得有味。在厦门,是到时静悄悄,后来大热闹;在广东,是到时大热闹,后来静悄悄。肚大两头尖,像一个橄榄。我如有作品,题这名目是最好的,可惜被郭沫若先生占先用去了。但好在我也没有作品。 至于那时关于我的文字,大概是多的罢。我还记得每有一篇登出,某教授便魂不附体似的对我说道:“又在恭维你了! 看见了么?”我总点点头,说,“看见了。”谈下去,他照例说,“在西洋,文学是只有女人看的。”我也点点头,说,“大概是的罢。”心里却想:战士和革命者的虚衔,大约不久就要革掉了罢。 照那时的形势看来,实在也足令认明了我的“纸糊的假冠”的才子们生气。但那形势是另有缘故的,以非急切,姑且不谈。现在所要说的,只是报上所表见的,乃是一时的情形;此刻早没有假冠了,可惜报上并不记载。但我在广东的鲁迅自己,是知道的,所以写一点出来,给憎恶我的先生们平平心—— 一,“战斗”和“革命”,先前几乎有修改为“捣乱”的趋势,现在大约可以免了。但旧衔似乎已经革去。 二,要我做序的书,已经托故取回。期刊上的我的题签,已经撤换。 三,报上说我已经逃走,或者说我到汉口去了。写信去更正,就没收。 四,有一种报上,竭力不使它有“鲁迅”两字出现,这是由比较两种报上的同一记事而知道的。 五,一种报上,已给我另定了一种头衔,曰:杂感家。 评论是“特长即在他的尖锐的笔调,此外别无可称。”然而他希望我们和《现代评论》合作。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们细考两派文章思想,初无什么大别。”(此刻我才知道,这篇文章是转录上海的《学灯》的。原来如此,无怪其然。写完之后,追注。) 六,一个学者,已经说是我的文字损害了他,要将我送官了,先给我一个命令道:“暂勿离粤,以俟开审!” 阿呀,仁兄,你看这怎么得了呀!逃掉了五色旗下的“铁窗斧钺风味”,而在青天白日之下又有“缧绁之忧”了。 “孔子曰:‘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怕未必有这样侥幸的事罢,唉唉,呜呼! 但那是其实没有什么的,以上云云,真是“小病呻吟”。 我之所以要声明,不过希望大家不要误解,以为我是坐在高台上指挥“思想革命”而已。尤其是有几位青年,纳罕我为什么近来不开口。你看,再开口,岂不要永“勿离粤,以俟开审”了么?语有之曰: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 此之谓也。 我所遇见的那些事,全是社会上的常情,我倒并不觉得怎样。我所感到悲哀的,是有几个同我来的学生,至今还找不到学校进,还在颠沛流离。我还要补足一句,是:他们都不是共产党,也不是亲共派。其吃苦的原因,就在和我认得。 所以有一个,曾得到他的同乡的忠告道:“你以后不要再说你是鲁迅的学生了罢。”在某大学里,听说尤其严厉,看看《语丝》,就要被称为“语丝派”;和我认识,就要被叫为“鲁迅派”的。 这样子,我想,已经够了,大足以平平正人君子之流的心了。但还要声明一句,这是一部分的人们对我的情形。此外,肯忘掉我,或者至今还和我来往,或要我写字或讲演的人,偶然也仍旧有的。 《语丝》我仍旧爱看,还是他能够破破我的岑寂。但据我看来,其中有些关于南边的议论,未免有一点隔膜。譬如,有一回,似乎颇以“正人君子”之南下为奇,殊不知《现代》在这里,一向是销行很广的。相距太远,也难怪。我在厦门,还只知道一个共产党的总名,到此以后,才知道其中有CP和CY之分。一直到近来,才知道非共产党而称为什么Y什么Y的,还不止一种。我又仿佛感到有一个团体,是自以为正统,而喜欢监督思想的。我似乎也就在被监督之列,有时遇见盘问式的访问者,我往往疑心就是他们。但是否的确如此,也到底摸不清,即使真的,我也说不出名目,因为那些名目,多是我所没有听到过的。 以上算是牢骚。但我觉得正人君子这回是可以审问我了: “你知道苦了罢?你改悔不改悔?”大约也不但正人君子,凡对我有些好意的人,也要问的。我的仁兄,你也许即是其一。 我可以即刻答复:“一点不苦,一点不悔。而且倒很有趣的。” 土耳其鸡的鸡冠似的彩色的变换,在“以俟开审”之暇,随便看看,实在是有趣的。你知道没有?一群正人君子,连拜服“孤桐先生”的陈源教授即西滢,都舍弃了公理正义的栈房的东吉祥胡同,到青天白日旗下来“服务”了。《民报》的广告在我的名字上用了“权威”两个字,当时陈源教授多么挖苦呀。这回我看见《闲话》出版的广告,道: “想认识这位文艺批评界的权威的,——尤其不可不读《闲话》!”这真使我觉得飘飘然,原来你不必“请君入瓮”,自己也会爬进来! 但那广告上又举出一个曾经被称为“学棍”的鲁迅来,而这回偏尊之曰“先生”,居然和这“文艺批评界的权威”并列,却确乎给了我一个不小的打击。我立刻自觉:阿呀,痛哉,又被钉在木板上替“文艺批评界的权威”做广告了。两个“权威”,一个假的和一个真的,一个被“权威”挖苦的“权威”和一个挖苦“权威”的“权威”。呵呵! 祝你安好。我是好的。 鲁迅。九,三——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一日《语丝》周刊第一五一期。 《鲁迅在广东》钟敬文编辑,内收鲁迅到广州后别人所作关于鲁迅的文字十二篇和鲁迅的讲演记录稿三篇、杂文一篇。一九二七年七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革命后方”一九二六年七月国民革命军自广东出师北伐,因而当时广东有“革命后方”之称。 指国民党政客朱家骅,他当时任中山大学委员会委员。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五日在中大学生欢迎鲁迅的大会上,他也借机发表演说。 秋瑾(1879?—1907)字璇卿,号竞雄,别署鉴湖女侠,浙江绍兴人。一九○四年留学日本,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先后加入光复会、同盟会。一九○六年春回国。一九○七年在绍兴主持大通师范学堂,组织光复军,准备与徐锡麟在浙、皖同时起义。徐锡麟起事失败后,她于七月十三日被清政府逮捕,十五日遇害。 郭沫若(1892—1978)四川乐山人,创造社的主要成员,文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橄榄》是他的小说散文集,一九二六年九月创造社出版。 “纸糊的假冠”这是高长虹嘲骂作者的话。 指香港《循环日报》。引文见一九二七年六月十日、十一日该报副刊《循环世界》所载徐丹甫《北京文艺界之分门别户》一文。 《学灯》上海《时事新报》的副刊。一九一八年二月四日创刊,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四日停刊。《时事新报》当时是研究系的报纸。 指顾颉刚。一九二七年七月,顾颉刚从汉口《中央日报》副刊看到作者致孙伏园信,其中有“在厦门那么反对民党……的顾颉刚”等语,他即致函作者,说“诚恐此中是非,非笔墨口舌所可明了,拟于九月中旬回粤后,提起诉讼,听候法律解决”,并要作者“暂勿离粤,以俟开审”。参看《三闲集·辞顾颉刚教授令“候审”》。 “缧绁之忧”《论语·公冶长》:“子谓‘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缧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公冶长,孔丘弟子。缧絏,亦作缧绁,古时系罪人的黑色绳索。 CP英文CommunistParty的缩写,即共产党;CY,英文CommunistYouth的缩写,即共产主义青年团。 指国民党御用的反动青年组织。如L.Y.,即所谓“左派青年团”;T.Y.,即“三民主义同志社”。 指所谓“士的派”,国民党右派“孙文主义学会”所操纵的广州学生界的一个反动团体。按“士的”是英语Stick的音译。 土耳其鸡即吐绶鸡,俗称火鸡。头部有红色肉冠,喉下垂红色肉瓣;公鸡常扩翼展尾如扇状,同时肉冠及肉瓣便由红色变为蓝白色。 《民报》一九二五年七月创刊于北京,不久即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查封。关于《民报》的广告,。陈西滢于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晨报副刊》发表的《致志摩》中挖苦作者说:“不是有一次一个报馆访员称我们为‘文士’吗?鲁迅先生为了那名字几乎笑掉了牙。可是后来某报天天鼓吹他是‘思想界的权威者’,他倒又不笑了。” 《闲话》陈西滢发表在《现代评论》“闲话”专栏文章的结集,名为《西滢闲话》,一九二八年三月上海新月书店出版。

这两年来,我在北京被“正人君子”杀退,逃到海边;之后,又被“学者”之流杀退,逃到另外一个海边;之后,又被“学者”之流杀退,逃到一间西晒的楼上,满身痱子,有如荔支,兢兢业业,一声不响,以为可以免于罪戾了罢。阿呀,还是不行。一个学者要九月间到广州来,一面做教授,一面和我打官司,还豫先叫我不要走,在这里“以俟开审”哩。 以为在五色旗下,在青天白日旗下,一样是华盖罩命,晦气临头罢,却又不尽然。不知怎地,于不知不觉之中,竟在“文艺界”里高升了。谓予不信,有陈源教授即西滢的《闲话》广告为证,节抄无趣,剪而贴之—— “徐丹甫先生在《学灯》里说:‘北京究是新文学的策源地,根深蒂固,隐隐然执全国文艺界的牛耳。’究竟什么是北京文艺界?质言之,前一两年的北京文艺界,便是现代派和语丝派交战的场所。鲁迅先生所仗的大义,他的战略,读过《华盖集》的人,想必已经认识了。但是现代派的义旗,和它的主将——西滢先生的战略,我们还没有明了。现在我们特地和西滢先生商量,把《闲话》选集起来,印成专书,留心文艺界掌故的人,想必都以先睹为快。 “可是单把《闲话》当作掌故又错了。想—— 欣赏西滢先生的文笔的,研究西滢先生的思想的,想认识这位文艺批评界的权威的—— 尤其不可不读《闲话》!” 这很像“诗哲”徐志摩先生的,至少,是“诗哲”之流的“文笔”,所以如此飘飘然,连我看了也几乎想要去买一本。 但,只是想到自己,却又迟疑了。两三个年头,不算太长久。 被“正人君子”指为“学匪”,还要“投畀豺虎”,我是记得的。做了一点杂感,有时涉及这位西滢先生,我也记得的。这些东西,“诗哲”是看也不看,西滢先生是即刻叫它“到应该去的地方去”,我也记得的。后来终于出了一本《华盖集》,也是实情。然而我竟不知道有一个“北京文艺界”,并且我还做了“语丝派首领”,仗着“大义”在这“文艺界”上和“现代派主将”交战。虽然这“北京文艺界”已被徐丹甫先生在《学灯》上指定,隐隐然不可动摇了,而我对于自己的被说得有声有色的战绩,却还是莫名其妙,像着了狐狸精的迷似的。 现代派的文艺,我一向没有留心,《华盖集》里从何提起。 只有某女士窃取“琵亚词侣”的画的时候,《语丝》上(也许是《京报副刊》上)有人说过几句话,后来看“现代派”的口风,仿佛以为这话是我写的。我现在郑重声明:那不是我。 我自从被杨荫榆女士杀败之后,即对于一切女士都不敢开罪,因为我已经知道得罪女士,很容易引起“男士”的义侠之心,弄得要被“通缉”都说不定的,便不再开口。所以我和现代派的文艺,丝毫无关。 但终于交了好运了,升为“首领”,而且据说是曾和现代派的“主将”在“北京文艺界”上交过战了。好不堂哉皇哉。 本来在房里面有喜色,默认不辞,倒也有些阔气的。但因为我近来被人随手抑扬,忽而“权威”,忽而不准做“权威”,只准做“前驱”;忽而又改为“青年指导者”;甲说是“青年叛徒的领袖”罢,乙又来冷笑道:“哼哼哼。”自己一动不动,故我依然,姓名却已经经历了几回升沉冷暖。人们随意说说,将我当作一种材料,倒也罢了,最可怕的是广告底恭维和广告底嘲骂。简直是膏药摊上挂着的死蛇皮一般。所以这回虽然蒙现代派追封,但对于这“首领”的荣名,还只得再来公开辞退。不过也不见得回回如此,因为我没有这许多闲工夫。 背后插着“义旗”的“主将”出马,对手当然以阔一点的为是。我们在什么演义上时常看见:“来将通名!我的宝刀不斩无名之将!”主将要来“交战”而将我升为“首领”,大概也是“不得已也”的。但我并不然,没有这些大架子,无论吧儿狗,无论臭茅厕,都会唾过几口吐沫去,不必定要脊梁上插着五张尖角旗的“主将”出台,才动我的“刀笔”。假如有谁看见我攻击茅厕的文字,便以为也是我的劲敌,自恨于它的气味还未明了,再要去嗅一嗅,那是我不负责任的。恐怕有人以这广告为例,所以附带声明,以免拖累。 至于西滢先生的“文笔”,“思想”,“文艺批评界的权威”,那当然必须“欣赏”,“研究”而且“认识”的。只可惜要“欣赏”……这些,现在还只有一本《闲话》。但我以为咱们的“主将”的一切“文艺”中,最好的倒是登在《晨报副刊》上的,给志摩先生的大半痛骂鲁迅的那一封信。那是发热的时候所写,所以已经脱掉了绅士的黑洋服,真相跃如了。而且和《闲话》比较起来,简直是两样态度,证明着两者之中,有一种是虚伪。这也是要“研究”……西滢先生的“文笔”等等的好东西。 然而虽然是这一封信之中,也还须分别观之。例如:“志摩,……前面是遥遥茫茫荫在薄雾的里面的目的地”之类。 据我看来,其实并无这样的“目的地”,倘有,却不怎么“遥遥茫茫”。这是因为热度还不很高的缘故,倘使发到九十度左右,我想,那便可望连这些“遥遥茫茫”都一扫而光,近于纯粹了。 九月九日,广州——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五日《语丝》周刊第一五三期。 华盖罩命即“交华盖运”,参看《华盖集·题记》。 指凌叔华。 “权威”《民报》广告中称作者的话。“不准做‘权威’,只准做‘前驱’”,是针对高长虹的话而说的。高长虹在《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中曾说:“要权威者何用? 为鲁迅计,则拥此空名,无裨实际”;而在“狂飙社广告”(见一九二六年八月《新女性》月刊第一卷第八号)中又说他们曾经“与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合办《莽原》。” “青年指导者”参看本卷第245页注“青年叛徒的领袖”一九二五年九月四日《莽原》周刊第二十期载有霉江致作者的信,其中有“青年叛徒领导者”的话。陈西滢在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晨报副刊》发表的《致志摩》中讥讽作者说:“这像‘青年叛徒的领袖’吗?”“这才是中国‘青年叛徒的领袖’,中国青年叛徒也可想而知了。” 陈西滢关于“发热”的话。 陈西滢在《致志摩》中曾说:“志摩,……我常常觉得我们现在走的是一条狭窄险阻的小路,左面是一个广漠无际的泥潭,右面也是一片广漠无际的浮砂,前面是遥遥茫茫荫在薄雾的里面的目的地。”

这回我看见《闲话》出版的广告,前女师大总务长现教授。三月十八日段祺瑞,贾德耀,章士钊们使卫兵枪杀民众,通缉五个所谓“暴徒首领”之后,报上还流传着一张他们想要第二批通缉的名单。对于这名单的编纂者,我现在并不想研究。但将这一批人的籍贯职务调查开列起来,却觉得取舍是颇为巧妙的。先开前六名,但所任的职务,因为我见闻有限,所以也许有遗漏: 一徐谦俄国退还庚子赔款委员会委员,中俄大学校长,广东外交团代表主席。 二李大钊国立北京大学教授,校长室秘书。 三吴敬恒清室善后委员会监理。 四李煜瀛俄款委员会委员长,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长,中法大学代理校长,北大教授。 五易培基前教育总长,现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 六顾兆熊俄款委员会委员,北大教务长,北京教育会会长。 四月九日《京报》云:“姓名上尚有圈点等符号,其意不明。……徐李等五人名上各有三圈,吴稚晖虽列名第三,而仅一点。余或两圈一圈或一点,不记其详。”于是就有人推测,以为吴老先生之所以仅有一点者,因章士钊还想引以为重,以及别的原因云云。案此皆未经开列职务,以及未见陈源《闲话》之故也。只要一看上文,便知道圈点之别,不过表明“差缺”之是否“优美”。监理是点查物件的监督者,又没有什么薪水,所以只配一点;而别人之“差缺”则大矣,自然值得三圈。“不记其详”的余人,依此类推,大约即不至于有大错。将冠冕堂皇的“整顿学风”的盛举,只作如是观,虽然太煞风景,对不住“正人君子”们,然而我的眼光这样,也就无法可想。再写下去罢,计开: 七陈友仁前《民报》英文记者,现《国民新报》英文记者。 八陈启修中俄大学教务长,北大教授,女师大教授,《国民新报副刊》编辑。 九朱家骅北大教授。 十蒋梦麟北大教授,代理校长。 十一马裕藻北大国文系主任,师大教授,前女师大总务长现教授。 十二许寿裳教育部编审员,前女师大教务长现教授。 十三沈兼士北大国文系教授,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女师大教授。 十四陈垣前教育次长,现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北大导师。 十五马叙伦前教育次长,教育特税督办,现国立师范大学教授,北大讲师。 十六邵振青《京报》总编辑。 十七林玉堂北大英文系教授,女师大教务长,《国民新报》英文部编辑,《语丝》撰稿者。 十八萧子升前《民报》编辑,教育部秘书,《猛进》撰稿者。 十九李玄伯北大法文系教授,《猛进》撰稿者。 二十徐炳昶北大哲学系教授,女师大教授,《猛进》撰稿者。 二十一周树人教育部佥事,女师大教授,北大国文系讲师,中国大学讲师,《国副》编辑,《莽原》编辑,《语丝》撰稿者。 二十二周作人北大国文系教授,女师大教授,燕京大学副教授,《语丝》撰稿者。 二十三张凤举北大国文系教授,女师大讲师,《国副》编辑,《猛进》及《语丝》撰稿者。 二十四陈大齐北大哲学系教授,女师大教授。 二十五丁维汾国民党。 二十六王法勤国民党,议员。 二十七刘清扬国民党妇女部长。 二十八潘廷干二十九高鲁中央观象台长,北大讲师。 三十谭熙鸿北大教授,《猛进》撰稿者。 三十一陈彬和前平民中学教务长,前天津南开学校总务长,现中俄大学总务长。 三十二孙伏园北大讲师,《京报副刊》编辑。 三十三高一涵北大教授,中大教授,《现代评论》撰稿者。 三十四李书华北大教授,《猛进》撰稿者。 三十五徐宝璜北大教授,《猛进》撰稿者。 三十六李麟玉北大教授,《猛进》撰稿者。 三十七成平《世界日报》及《晚报》总编辑,女师大讲师。 三十八潘蕴巢《益世报》记者。 三十九罗敦伟《国民晚报》记者。 四十邓飞黄《国民新报》总编辑。 四十一彭齐群中央观象台科长,《猛进》撰稿者。 四十二徐巽中俄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长。 四十三高穰律师,曾担任女师大学生控告章士钊刘百昭事。 四十四梁鼎四十五张平江女师大学生。 四十六姜绍谟前教育部秘书。 四十七郭春涛北大学生。 四十八纪人庆大中公学教员。 以上只有四十八人,五十缺二,不知是失抄,还是像九六的制钱似的,这就算是足串了。至于职务,除遗漏外,怕又有错误,并且有几位是为我所一时无从查考的。但即此已经足够了,早可以看出许多秘密来—— 甲.改组两个机关: 1.俄国退还庚子赔款委员会; 2.清室善后委员会。 乙.“扫除”三个半学校: 1.中俄大学; 2.中法大学; 3.女子师范大学; 4.北京大学之一部分。 丙.扑灭四种报章: 1.《京报》; 2.《世界日报》及《晚报》; 3.《国民新报》; 4.《国民晚报》。 丁.“逼死”两种副刊: 1.《京报副刊》; 2.《国民新报副刊》。 戊.妨害三种期刊: 1.《猛进》; 2.《语丝》; 3.《莽原》。 “孤桐先生”是“正人君子”一流人,“党同伐异”怕是不至于的,“睚眦之怨”或者也未必报。但是赵子昂的画马,岂不是据说先对着镜子,摹仿形态的么?据上面的镜子,从我的眼睛,还可以看见一些额外的形态—— 1.连替女师大学生控告章士钊的律师都要获罪,上面已经说过了。 2.陈源“流言”中的所谓“某籍”,有十二人,占全数四分之一。 3.陈源“流言”中的所谓“某系”(案盖指北大国文系也),计有五人。 4.曾经发表反章士钊宣言的北大评议员十七人,有十四人在内。 5.曾经发表反杨荫榆宣言的女师大教员七人,有三人在内,皆“某籍”。 这通缉如果实行,我是想要逃到东交民巷或天津去的; 能不能自然是别一问题。这种举动虽将为“正人君子”所冷笑,但我却不愿意为要博得这些东西的夸奖,便到“孤桐先生”的麾下去投案。但这且待后来再说,因为近几天是“孤桐先生”也如“政客,富人,和革命猛进者及民众的首领”一般,“安居在东交民巷里”了。 这一篇是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三日作的,就登在那年四月的《京报副刊》上,名单即见于《京报》。用“唯饭史观”的眼光,来探究所以要捉这凑成“大衍之数”的人们的原因,虽然并不出奇,但由今观之,还觉得“不为无见”。本来是要编入《华盖集续编》中的,继而一想,自己虽然走出北京了,但其中的许多人,却还在军阀势力之下,何必重印旧账,使叭儿狗们记得起来呢。 于是就抽掉了。但现在情势,却已不同,虽然其中已有两人被杀,数人失踪,而下通缉令之权,则已非段章诸公所有,他们万一不慎,倒可以为先前的被缉者所缉了。先前的有几个被缉者的座前,现在也许倒要有人开单来献,请缉别人了。《现代评论》也不但不再豫料革命之不成功,且登广告云:“现在国民政府收复北平,本周刊又有销行的机会了”了。而浙江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宣字一二六号令,则将《语丝》“严行禁止”了。此之所以为革命欤。因见语堂的《翦拂集》内,提及此文,便从小箱子里寻出,附存于末,以为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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