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此为香江中华定居者计划,那回本身见到《闲

作者: 文学文章  发布:2019-10-05

本年一月间我曾去过一回香港,因为跌伤的脚还未全好,不能到街上去闲走,演说一了,匆匆便归,印象淡薄得很,也早已忘却了香港了。今天看见《语丝》一三七期上辰江先生的通信,忽又记得起来,想说几句话来凑热闹。 我去讲演的时候,主持其事的人大约很受了许多困难,但我都不大清楚。单知道先是颇遭干涉,中途又有反对者派人索取入场券,收藏起来,使别人不能去听;后来又不许将讲稿登报,经交涉的结果,是削去和改窜了许多。 然而我的讲演,真是“老生常谈”,而且还是七八年前的“常谈”。 从广州往香港时,在船上还亲自遇见一桩笑话。有一个船员,不知怎地,是知道我的名字的,他给我十分担心。他以为我的赴港,说不定会遭谋害;我遥遥地跑到广东来教书,而无端横死,他——广东人之一——也觉得抱歉。于是他忙了一路,替我计画,禁止上陆时如何脱身,到埠捕拿时如何避免。到埠后,既不禁止,也不捕拿,而他还不放心,临别时再三叮嘱,说倘有危险,可以避到什么地方去。 我虽然觉得可笑,但我从真心里十分感谢他的好心,记得他的认真的脸相。 三天之后,平安地出了香港了,不过因为攻击国粹,得罪了若干人。现在回想起来,像我们似的人,大危险是大概没有的。不过香港总是一个畏途。这用小事情便可以证明。即如今天的香港《循环日报》上,有这样两条琐事: k陈国被控窃去芜湖街一百五十七号地下布裤一条,昨由史司判笞十二藤云。 k昨晚夜深,石塘嘴有两西装男子,……遇一英警上前执行搜身。该西装男子用英语对之。该英警不理会,且警以bbb。于是双方缠上警署。…… 第一条我们一目了然,知道中国人还在那里被抽藤条。 “司”当是“藩司”“臬司”之“司”,是官名;史者,姓也,英国人的。港报上所谓“政府”,“警司”之类,往往是指英国的而言,不看惯的很容易误解,不如上海称为“捕房”之分明。 第二条是“搜身”的纠葛,在香港屡见不鲜。但三个方围不知道是甚么。何以要避忌?恐怕不是好的事情。这bbb似乎是因为西装和英语而得的;英警嫌恶这两件:这是主人的言语和服装。颜之推以为学鲜卑语,弹琵琶便可以生存的时代,早已过去了。 在香港时遇见一位某君,是受了高等教育的人。他自述曾因受屈,向英官申辩,英官无话可说了,但他还是输。那最末是得到严厉的训斥,道:“总之是你错的:因为我说你错!” 带着书籍的人也困难,因为一不小心,会被指为“危险文件”的。这“危险”的界说,我不知其详。总之一有嫌疑,便麻烦了。人先关起来,书去译成英文,译好之后,这才审判。而这“译成英文”的事先就可怕。我记得蒙古人“入主中夏”时,裁判就用翻译。一个和尚去告状追债,而债户商同通事,将他的状子改成自愿焚身了。官说道好;于是这和尚便被推入烈火中。 我去讲演的时候也偶然提起元朝,听说颇为“X司”所不悦,他们是的确在研究中国的经史的。 但讲讲元朝,不但为“政府”的“X司”所不悦,且亦为有些“同胞”所不欢。我早知道不稳当,总要受些报应的。果然,我因为谨避“学者”,搬出中山大学之后,那边的《工商报》上登出来了,说是因为“清党”,已经逃走。后来,则在《循环日报》上,以讲文学为名,提起我的事,说我原是“《晨报副刊》特约撰述员”,现在则“到了汉口”。我知道这种宣传有点危险,意在说我先是研究系的好友,现是共产党的同道,虽不至于“枪终路寝”,益处大概总不会有的,晦气点还可以因此被关起来。便写了一封信去更正: “在六月十日十一日两天的《循环世界》里,看见徐丹甫先生的一篇《北京文艺界之分门别户》。各人各有他的眼光,心思,手段。他耍他的,我不想来多嘴。但其中有关于我的三点,我自己比较的清楚些,可以请为更正,即: “一,我从来没有做过《晨报副刊》的‘特约撰述员’。 “二,陈大悲被攻击后,我并未停止投稿。 “三,我现仍在广州,并没有‘到了汉口’。” 从发信之日到今天,算来恰恰一个月,不见登出来。“总之你是这样的:因为我说你是这样”罢。幸而还有内地的《语丝》;否则,“十二藤”,“bbb”,那里去诉苦! 我现在还有时记起那一位船上的广东朋友,虽然神经过敏,但怕未必是无病呻吟。他经验多。 若夫“香江”之于国粹,则确是正在大振兴而特振兴。如六月二十五日《循环日报》“昨日下午督宪府茶会”条下,就说: “赖济熙太史即席演说,略谓大学堂汉文专科异常重要,中国旧道德与乎国粹所关,皆不容缓视,若不贯彻进行,深为可惜,周寿臣爵士亦演说汉文之宜见重于当世,及汉文科学之重要,关系国家与个人之荣辱等语,后督宪以华语演说,略谓华人若不通汉文为第一可惜,若以华人而中英文皆通达,此后中英感情必更融洽,故大学汉文一科,非常重要,未可以等闲视之云云。”我又记得还在报上见过一篇“金制军”的关于国粹的演说,用的是广东话,看起来颇费力;又以为这“金制军”是前清遗老,遗老的议论是千篇一律的,便不去理会它了。现在看了辰江先生的通信,才知道这“金制军”原来就是“港督”金文泰,大英国人也。大惊失色,赶紧跳起来去翻旧报。 运气,在六月二十八日这张《循环日报》上寻到了。因为这是中国国粹不可不振兴的铁证,也是将来“中国国学振兴史”的贵重史料,所以毫不删节,并请广东朋友校正误字(但末尾的四句集《文选》句,因为不能悬揣“金制军”究竟如何说法,所以不敢妄改),剪贴于下,加以略注,希《语丝》记者以国学前途为重,予以排印,至纫公谊: k六月二十四号督辕茶会金制军演说词列位先生,提高中文学业,周爵绅,赖太史,今日已经发挥尽致,毋庸我详细再讲咯,我对于呢件事,觉得有三种不能不办嘅原因,而家想同列位谈谈, 系中国人要顾全自己祖国学问呀,香港地方,华人居民,最占多数,香港大学学生,华人子弟,亦系至多,如果在呢间大学,徒然侧重外国科学文字,对于中国历代相传嘅大道宏经,反转当作等闲,视为无足轻重嘅学业,岂唔系一件大憾事吗,所以为香港中国居民打算,为大学中国学生打算,呢一科实在不能不办,系中国人应该整理国故呀,中国事物文章,原本有极可宝贵嘅价值,不过因为文字过于艰深,所以除哓书香家子弟,同埋天分极高嘅人以外,能够领略其中奥义嘅,实在很少,为呢个原故,近年中国学者,对于嘅声调已经越唱越高,香港地方,同中国大陆相离,仅仅隔一衣带水,如果今日所提倡嘅中国学科,能够设立完全,将来集合一班大学问嘅人,将向来所有困难,一一加以整理,为后生学者,开条轻便嘅路途,岂唔系极安慰嘅事咩,所以为中国发扬国光计,呢一科更不能不办,就系令中国道德学问,普及世界呀,中国通商以来,华人学习语言文字,成通材嘅,虽然项背相望,但系外国人精通汉学,同埋中国人精通外国科学,能够用中国言语文字翻译介绍各国高深学术嘅,仍然系好少,呢的岂系因外国人,同中国外洋留学生,唔愿学华国文章,不过因中国文字语言,未曾用科学方法整理完备,令到呢两班人,抱一类之叹,如果港大得到成立健全,就从前所有困难,都可以由呢处逐渐解免,个时中外求学之士,一定多列门墙,争自濯磨,中外感情,自然更加浓浃,唔哙有乜野隔膜咯,所以为中国学问及世界打算,呢一科亦不能不办,列位先生,我记得十几年前有一班中国外洋留学生,因为想研精中国学问,也曾出过一份,个份杂志,书面题辞,有四句集文选句,十分动人嘅,我愿借嚟贡献过列位,而且望列位实行个四句题辞嘅意思,对于(香港大学文科,华文系)赞襄尽力,务底于成,个四句题辞话,(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光祖宗之玄灵,大汉之发天声,) 略注: 这里的括弧,间亦以代曲钩之用。爵绅盖有爵的绅士,不知其详。呢=这。而家=而今。嘅=的。系=是。 唔=无,不。哓=了。同埋=和。咩=呢。=呵。唔哙有乜野=不会有什么。嚟=来。过=给。话=说。 注毕不免又要发感慨了。《汉风杂志》我没有拜读过; 但我记得一点旧事。前清光绪末年,我在日本东京留学,亲自看见的。那时的留学生中,很有一部分抱着革命的思想,而所谓革命者,其实是种族革命,要将土地从异族的手里取得,归还旧主人。除实行的之外,有些人是办报,有些人是钞旧书。所钞的大抵是中国所没有的禁书,所讲的大概是明末清初的情形,可以使青年猛省的。久之印成了一本书,因为是《湖北学生界》的特刊,所以名曰《汉声》,那封面上就题着四句古语: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光祖宗之玄灵,振大汉之天声! 这是明明白白,叫我们想想汉族繁荣时代,和现状比较一下,看是如何,——必须“光复旧物”。说得露骨些,就是“排满”;推而广之,就是“排外”。不料二十年后,竟变成在香港大学保存国粹,而使“中外感情,自然更加浓浃”的标语了。我实在想不到这四句“集《文选》句”,竟也会被外国人所引用。 这样的感慨,在现今的中国,发起来是可以发不完的。还不如讲点有趣的事做收梢,算是“余兴”。从予先生在《一般》杂志上批评我的小说道:“作者的笔锋……并且颇多诙谐的意味,所以有许多小说,人家看了,只觉得发松可笑。换言之,即因为此故,至少是使读者减却了不少对人生的认识。”悲夫,这“只觉得”也!但我也确有这种的毛病,什么事都不能正正经经。便是感慨,也不肯一直发到底。只是我也自有我的苦衷。因为整年的发感慨,倘是假的,岂非无聊?倘真,则我早已感愤而死了,那里还有议论。我想,活着而想称“烈士”,究竟是不容易的。 我以为有趣,想要介绍的也不过是一个广告。港报上颇多特别的广告,而这一个最奇。我第一天看《循环日报》,便在第一版上看见的了,此后每天必见,我每见必要想一想,而直到今天终于想不通是怎么一回事: 香港城余蕙卖文 人和旅店余蕙屏联榜幅发售 香港对联香港七律 香港七绝青山七律 荻海对联荻海七绝 花地七绝花地七律 日本七绝圣经五绝 英皇七绝英太子诗 戏子七绝广昌对联 三金六十员 五金五十员 七金四十员 屏条加倍 人和旅店主人谨启 小店在香港上环海傍门牌一百一十八号 七月十一日,于广州东堤——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三日《语丝》周刊第一四四期。 作者于一九二七年二月十八日赴香港讲演,二十日回广州。 文中说的“一月”应为二月。 辰江的通信载《语丝》第一三七期(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六日),题为《谈皇仁书院》。他曾亲听过作者在香港的讲演,在信的末段说:“前月鲁迅先生由厦大到中大,有某团体请他到青年会演说。……两天的演词都是些对于旧文学一种革新的说话,原是很普通的(请鲁迅先生原恕我这样说法)。但香港政府听闻他到来演说,便连忙请某团体的人去问话,问为什么请鲁迅先生来演讲,有什么用意。” 作者在香港青年会共讲演两次,一次在二月十八日晚,讲题为《无声的中国》;一次在二月十九日,讲题为《老调子已经唱完》。 两篇讲稿后来分别收在《三闲集》和《集外集拾遗》中。 《循环日报》香港出版的中文报纸,一八七四年一月由王韬创办,约于一九四七年停刊。它辟有《循环世界》等副刊。 “藩司”“臬司”明清两代称掌管一省财政民政的布政使为藩司,俗称藩台。称掌管一省狱讼的按察使为臬司,俗称臬台。 颜之推字介,琅琊临沂人,北齐文学家。他关于学鲜卑语、弹琵琶的话,见所著《颜氏家训·教子》:“齐朝有一士大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吾时俯而不答。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按颜之推是记述北齐“一士大夫”的话,并且表示反对,不是他自己的意见。鲁迅后来在《〈扑空〉正误》一文中作过说明。 和尚被焚的故事,见宋代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十八:建炎二年十二月,“自金人入中原,凡官汉地者,皆置通事,高下轻重,舞文纳贿,人甚苦之。有僧讼富民,逋其钱数万缗,而通事受贿,诡言天久不雨,此僧欲焚身动天。燕京留守尼楚哈许之。僧呼号,不能自明,竟以焚死。”又宋代洪皓《松漠纪闻》有金国“银珠哥大王”一则,记燕京一个富僧收债的事,内容与此相似。通事,当时对口译人员的称呼。 “学者”指顾颉刚等。据《鲁迅日记》: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九日,作者自中山大学移居白云路白云楼二十六号二楼。 《工商报》即《工商日报》,香港报纸,创刊于一九二五年七月。 “清党”一九二四年一月,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改组国民党,承认共产党员以个人资格参加该党,形成了国共合作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但到一九二七年春季北伐军进展至长江下游,蒋介石反动派公开叛变革命,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并公布所谓“清党”决议案,大肆杀戮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内许多真正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左派分子。国民党反动派称之为“清党运动”。 《晨报副刊》。鲁迅经常为《晨报副刊》写稿,但并非“特约撰述员”。 “到了汉口”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以前,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反革命派,还没有正式决定“分共”,公开与南京蒋介石反革命派合流,当时的武汉还是国共合作的革命政府的所在地。 “枪终路寝”即被枪杀于路上的意思,由成语“寿终正寝”改变而来。 陈大悲浙江杭县人,当时的话剧工作者。一九二三年八月,《晨报副刊》连续刊载他翻译的英国高尔斯华绥的剧本《忠友》;九月十七日陈西滢在《晨报副刊》发表《高斯倭绥之幸运与厄运——读陈大悲先生所译的〈忠友〉》一文,指责他译文中的错误。 徐丹甫在《北京文艺界之分门别户》中说鲁迅因此事停止了向《晨报副刊》投稿,意思是说鲁迅反对《晨报副刊》发表陈西滢的文字。 制军清代对地方最高长官总督的尊称。 至纫公谊过去公函中习用的客套语。意思是十分感佩热心公事的厚意。纫,感佩。 《汉风杂志》时甡编辑,一九○七年二月创刊于日本东京。第一号封面印有集南朝梁萧统《文选》句: “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光祖宗之玄灵,振大汉之天声。”前二句见该书卷一班固《西都赋》,后二句见卷五十六班固《封燕然山铭》。 《湖北学生界》清末留学日本的湖北学生主办的一种月刊,一九○三年一月创刊于东京,第四期起改名《汉声》。同年闰五月另编“闰月增刊”一册,名为《旧学》,扉页背面也印有上述《文选》句。 从予即樊仲云,浙江嵊县人,当时是商务印书馆的编辑,抗日战争时期堕落为汉奸。这里所引的文字见于他在《一般》杂志第三号发表的评论《彷徨》的短文。《一般》,是上海立达学会主办的一种月刊,一九二六年九月创刊,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停刊,开明书店发行。 这个广告连续登载于一九二七年七月五日至二十日香港《循环日报》。

小峰兄: 收到了几期《语丝》,看见有《鲁迅在广东》的一个广告,说是我的言论之类,都收集在内。后来的另一广告上,却变成“鲁迅著”了。我以为这不大好。 我到中山大学的本意,原不过是教书。然而有些青年大开其欢迎会。我知道不妙,所以首先第一回演说,就声明我不是什么“战士”,“革命家”。倘若是的,就应该在北京,厦门奋斗;但我躲到“革命后方”的广州来了,这就是并非“战士”的证据。 不料主席的某先生——他那时是委员——接着演说,说这是我太谦虚,就我过去的事实看来,确是一个战斗者,革命者。于是礼堂上劈劈拍拍一阵拍手,我的“战士”便做定了。拍手之后,大家都已走散,再向谁去推辞?我只好咬着牙关,背了“战士”的招牌走进房里去,想到敝同乡秋瑾姑娘,就是被这种劈劈拍拍的拍手拍死的。我莫非也非“阵亡”不可么? 没有法子,姑且由它去罢。然而苦矣!访问的,研究的,谈文学的,侦探思想的,要做序,题签的,请演说的,闹得个不亦乐乎。我尤其怕的是演说,因为它有指定的时候,不听拖延。临时到来一班青年,连劝带逼,将你绑了出去。而所说的话是大概有一定的题目的。命题作文,我最不擅长。否则,我在清朝不早进了秀才了么?然而不得已,也只好起承转合,上台去说几句。但我自有定例:至多以十分钟为限。可是心里还是不舒服,事前事后,我常常对熟人叹息说:不料我竟到“革命的策源地”来做洋八股了。 还有一层,我凡有东西发表,无论讲义,演说,是必须自己看过的。但那时太忙,有时不但稿子没有看,连印出了之后也没有看。这回变成书了,我也今天才知道,而终于不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里面是怎样的东西。现在我也不想拿什么费话来捣乱,但以我们多年的交情,希望你最好允许我实行下列三样—— 一,将书中的我的演说,文章等都删去。 二,将广告上的著者的署名改正。 三,将这信在《语丝》上发表。 这样一来,就只剩了别人所编的别人的文章,我当然心安理得,无话可说了。但是,还有一层,看了《鲁迅在广东》,是不足以很知道鲁迅之在广东的。我想,要后面再加上几十页白纸,才可以称为“鲁迅在广东”。 回想起我这一年的境遇来,有时实在觉得有味。在厦门,是到时静悄悄,后来大热闹;在广东,是到时大热闹,后来静悄悄。肚大两头尖,像一个橄榄。我如有作品,题这名目是最好的,可惜被郭沫若先生占先用去了。但好在我也没有作品。 至于那时关于我的文字,大概是多的罢。我还记得每有一篇登出,某教授便魂不附体似的对我说道:“又在恭维你了! 看见了么?”我总点点头,说,“看见了。”谈下去,他照例说,“在西洋,文学是只有女人看的。”我也点点头,说,“大概是的罢。”心里却想:战士和革命者的虚衔,大约不久就要革掉了罢。 照那时的形势看来,实在也足令认明了我的“纸糊的假冠”的才子们生气。但那形势是另有缘故的,以非急切,姑且不谈。现在所要说的,只是报上所表见的,乃是一时的情形;此刻早没有假冠了,可惜报上并不记载。但我在广东的鲁迅自己,是知道的,所以写一点出来,给憎恶我的先生们平平心—— 一,“战斗”和“革命”,先前几乎有修改为“捣乱”的趋势,现在大约可以免了。但旧衔似乎已经革去。 二,要我做序的书,已经托故取回。期刊上的我的题签,已经撤换。 三,报上说我已经逃走,或者说我到汉口去了。写信去更正,就没收。 四,有一种报上,竭力不使它有“鲁迅”两字出现,这是由比较两种报上的同一记事而知道的。 五,一种报上,已给我另定了一种头衔,曰:杂感家。 评论是“特长即在他的尖锐的笔调,此外别无可称。”然而他希望我们和《现代评论》合作。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们细考两派文章思想,初无什么大别。”(此刻我才知道,这篇文章是转录上海的《学灯》的。原来如此,无怪其然。写完之后,追注。) 六,一个学者,已经说是我的文字损害了他,要将我送官了,先给我一个命令道:“暂勿离粤,以俟开审!” 阿呀,仁兄,你看这怎么得了呀!逃掉了五色旗下的“铁窗斧钺风味”,而在青天白日之下又有“缧绁之忧”了。 “孔子曰:‘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怕未必有这样侥幸的事罢,唉唉,呜呼! 但那是其实没有什么的,以上云云,真是“小病呻吟”。 我之所以要声明,不过希望大家不要误解,以为我是坐在高台上指挥“思想革命”而已。尤其是有几位青年,纳罕我为什么近来不开口。你看,再开口,岂不要永“勿离粤,以俟开审”了么?语有之曰: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 此之谓也。 我所遇见的那些事,全是社会上的常情,我倒并不觉得怎样。我所感到悲哀的,是有几个同我来的学生,至今还找不到学校进,还在颠沛流离。我还要补足一句,是:他们都不是共产党,也不是亲共派。其吃苦的原因,就在和我认得。 所以有一个,曾得到他的同乡的忠告道:“你以后不要再说你是鲁迅的学生了罢。”在某大学里,听说尤其严厉,看看《语丝》,就要被称为“语丝派”;和我认识,就要被叫为“鲁迅派”的。 这样子,我想,已经够了,大足以平平正人君子之流的心了。但还要声明一句,这是一部分的人们对我的情形。此外,肯忘掉我,或者至今还和我来往,或要我写字或讲演的人,偶然也仍旧有的。 《语丝》我仍旧爱看,还是他能够破破我的岑寂。但据我看来,其中有些关于南边的议论,未免有一点隔膜。譬如,有一回,似乎颇以“正人君子”之南下为奇,殊不知《现代》在这里,一向是销行很广的。相距太远,也难怪。我在厦门,还只知道一个共产党的总名,到此以后,才知道其中有CP和CY之分。一直到近来,才知道非共产党而称为什么Y什么Y的,还不止一种。我又仿佛感到有一个团体,是自以为正统,而喜欢监督思想的。我似乎也就在被监督之列,有时遇见盘问式的访问者,我往往疑心就是他们。但是否的确如此,也到底摸不清,即使真的,我也说不出名目,因为那些名目,多是我所没有听到过的。 以上算是牢骚。但我觉得正人君子这回是可以审问我了: “你知道苦了罢?你改悔不改悔?”大约也不但正人君子,凡对我有些好意的人,也要问的。我的仁兄,你也许即是其一。 我可以即刻答复:“一点不苦,一点不悔。而且倒很有趣的。” 土耳其鸡的鸡冠似的彩色的变换,在“以俟开审”之暇,随便看看,实在是有趣的。你知道没有?一群正人君子,连拜服“孤桐先生”的陈源教授即西滢,都舍弃了公理正义的栈房的东吉祥胡同,到青天白日旗下来“服务”了。《民报》的广告在我的名字上用了“权威”两个字,当时陈源教授多么挖苦呀。这回我看见《闲话》出版的广告,道: “想认识这位文艺批评界的权威的,——尤其不可不读《闲话》!”这真使我觉得飘飘然,原来你不必“请君入瓮”,自己也会爬进来! 但那广告上又举出一个曾经被称为“学棍”的鲁迅来,而这回偏尊之曰“先生”,居然和这“文艺批评界的权威”并列,却确乎给了我一个不小的打击。我立刻自觉:阿呀,痛哉,又被钉在木板上替“文艺批评界的权威”做广告了。两个“权威”,一个假的和一个真的,一个被“权威”挖苦的“权威”和一个挖苦“权威”的“权威”。呵呵! 祝你安好。我是好的。 鲁迅。九,三——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一日《语丝》周刊第一五一期。 《鲁迅在广东》钟敬文编辑,内收鲁迅到广州后别人所作关于鲁迅的文字十二篇和鲁迅的讲演记录稿三篇、杂文一篇。一九二七年七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革命后方”一九二六年七月国民革命军自广东出师北伐,因而当时广东有“革命后方”之称。 指国民党政客朱家骅,他当时任中山大学委员会委员。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五日在中大学生欢迎鲁迅的大会上,他也借机发表演说。 秋瑾(1879?—1907)字璇卿,号竞雄,别署鉴湖女侠,浙江绍兴人。一九○四年留学日本,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先后加入光复会、同盟会。一九○六年春回国。一九○七年在绍兴主持大通师范学堂,组织光复军,准备与徐锡麟在浙、皖同时起义。徐锡麟起事失败后,她于七月十三日被清政府逮捕,十五日遇害。 郭沫若(1892—1978)四川乐山人,创造社的主要成员,文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橄榄》是他的小说散文集,一九二六年九月创造社出版。 “纸糊的假冠”这是高长虹嘲骂作者的话。 指香港《循环日报》。引文见一九二七年六月十日、十一日该报副刊《循环世界》所载徐丹甫《北京文艺界之分门别户》一文。 《学灯》上海《时事新报》的副刊。一九一八年二月四日创刊,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四日停刊。《时事新报》当时是研究系的报纸。 指顾颉刚。一九二七年七月,顾颉刚从汉口《中央日报》副刊看到作者致孙伏园信,其中有“在厦门那么反对民党……的顾颉刚”等语,他即致函作者,说“诚恐此中是非,非笔墨口舌所可明了,拟于九月中旬回粤后,提起诉讼,听候法律解决”,并要作者“暂勿离粤,以俟开审”。参看《三闲集·辞顾颉刚教授令“候审”》。 “缧绁之忧”《论语·公冶长》:“子谓‘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缧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公冶长,孔丘弟子。缧絏,亦作缧绁,古时系罪人的黑色绳索。 CP英文CommunistParty的缩写,即共产党;CY,英文CommunistYouth的缩写,即共产主义青年团。 指国民党御用的反动青年组织。如L.Y.,即所谓“左派青年团”;T.Y.,即“三民主义同志社”。 指所谓“士的派”,国民党右派“孙文主义学会”所操纵的广州学生界的一个反动团体。按“士的”是英语Stick的音译。 土耳其鸡即吐绶鸡,俗称火鸡。头部有红色肉冠,喉下垂红色肉瓣;公鸡常扩翼展尾如扇状,同时肉冠及肉瓣便由红色变为蓝白色。 《民报》一九二五年七月创刊于北京,不久即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查封。关于《民报》的广告,。陈西滢于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晨报副刊》发表的《致志摩》中挖苦作者说:“不是有一次一个报馆访员称我们为‘文士’吗?鲁迅先生为了那名字几乎笑掉了牙。可是后来某报天天鼓吹他是‘思想界的权威者’,他倒又不笑了。” 《闲话》陈西滢发表在《现代评论》“闲话”专栏文章的结集,名为《西滢闲话》,一九二八年三月上海新月书店出版。

同我关系较为长久的,要算《语丝》了。 大约这也是原因之一罢,“正人君子”们的刊物,曾封我为“语丝派主将”,连急进的青年所做的文章,至今还说我是《语丝》的“指导者”。去年,非骂鲁迅便不足以自救其没落的时候,我曾蒙匿名氏寄给我两本中途的《山雨》,打开一看,其中有一篇短文,大意是说我和孙伏园君在北京因被晨报馆所压迫,创办《语丝》,现在自己一做编辑,便在投稿后面乱加按语,曲解原意,压迫别的作者了,孙伏园君却有绝好的议论,所以此后鲁迅应该听命于伏园。〔2〕这听说是张孟闻〔3〕先生的大文,虽然署名是另外两个字。看来好像一群人,其实不过一两个,这种事现在是常有的。 自然,“主将”和“指导者”,并不是坏称呼,被晨报馆所压迫,也不能算是耻辱,老人该受青年的教训,更是进步的好现象,还有什么话可说呢。但是,“不虞之誉”〔4〕,也和“不虞之毁”一样地无聊,如果生平未曾带过一兵半卒,而有人拱手颂扬道,“你真像拿破仑〔5〕呀!”则虽是志在做军阀的未来的英雄,也不会怎样舒服的。我并非“主将”的事,前年早已声辩了——虽然似乎很少效力——这回想要写一点下来的,是我从来没有受过晨报馆的压迫,也并不是和孙伏园先生两个人创办了《语丝》。这的创办,倒要归功于伏园一位的。那时伏园是《晨报副刊》〔6〕的编辑,我是由他个人来约,投些稿件的人。 然而我并没有什么稿件,于是就有人传说,我是特约撰述,无论投稿多少,每月总有酬金三四十元的。据我所闻,则晨报馆确有这一种太上作者,但我并非其中之一,不过因为先前的师生——恕我僭妄,暂用这两个字——关系罢,似乎也颇受优待:一是稿子一去,刊登得快;二是每千字二元至三元的稿费,每月底大抵可以取到;三是短短的杂评,有时也送些稿费来。但这样的好景象并不久长,伏园的椅子颇有不稳之势。因为有一位留学生〔7〕(不幸我忘掉了他的名姓)新从欧洲回来,和晨报馆有深关系,甚不满意于副刊,决计加以改革,并且为战斗计,已经得了“学者”〔8〕的指示,在开手看AnatoleFrance〔9〕的小说了。那时的法兰斯,威尔士,萧,〔10〕在中国是大有威力,足以吓倒文学青年的名字,正如今年的辛克莱儿一般,所以以那时而论,形势实在是已经非常严重。不过我现在无从确说,从那位留学生开手读法兰斯的小说起到伏园气忿忿地跑到我的寓里来为止的时候,其间相距是几月还是几天。 “我辞职了。可恶!” 这是有一夜,伏园来访,见面后的第一句话。那原是意料中事,不足异的。第二步,我当然要问问辞职的原因,而不料竟和我有了关系。他说,那位留学生乘他外出时,到排字房去将我的稿子抽掉,因此争执起来,弄到非辞职不可了。但我并不气忿,因为那稿子不过是三段打油诗,题作《我的失恋》,是看见当时“阿呀阿唷,我要死了”之类的失恋诗盛行,故意做一首用“由她去罢”收场的东西,开开玩笑的。这诗后来又添了一段,登在《语丝》上,再后来就收在《野草》中。而且所用的又是另一个新鲜的假名,在不肯登载第一次看见姓名的作者的稿子的刊物上,也当然很容易被有权者所放逐的。 但我很抱歉伏园为了我的稿子而辞职,心上似乎压了一块沉重的石头。几天之后,他提议要自办刊物了,我自然答应愿意竭力“呐喊”。至于投稿者,倒全是他独力邀来的,记得是十六人,不过后来也并非都有投稿。于是印了广告,到各处张贴,分散,大约又一星期,一张小小的周刊便在北京——尤其是大学附近——出现了。这便是《语丝》。 那名目的来源,听说,是有几个人,任意取一本书,将书任意翻开,用指头点下去,那被点到的字,便是名称。那时我不在场,不知道所用的是什么书,是一次便得了《语丝》的名,还是点了好几次,而曾将不像名称的废去。但要之,即此已可知这刊物本无所谓一定的目标,统一的战线;那十六个投稿者,意见态度也各不相同,例如顾颉刚教授,投的便是“考古”稿子,不如说,和《语丝》的喜欢涉及现在社会者,倒是相反的。不过有些人们,大约开初是只在敷衍和伏园的交情的罢,所以投了两三回稿,便取“敬而远之”的态度,自然离开。连伏园自己,据我的记忆,自始至今,也只做过三回文字,末一回是宣言从此要大为《语丝》撰述,然而宣言之后,却连一个字也不见了。于是《语丝》的固定的投稿者,至多便只剩了五六人,但同时也在不意中显了一种特色,是: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但应该产生怎样的“新”,却并无明白的表示,而一到觉得有些危急之际,也还是故意隐约其词。陈源教授痛斥“语丝派”的时候,说我们不敢直骂军阀,而偏和握笔的名人为难,便由于这一点。〔11〕但是,叱吧儿狗险于叱狗主人,我们其实也知道的,所以隐约其词者,不过要使走狗嗅得,跑去献功时,必须详加说明,比较地费些力气,不能直捷痛快,就得好处而已。 当开办之际,努力确也可惊,那时做事的,伏园之外,我记得还有小峰和川岛〔12〕,都是乳毛还未褪尽的青年,自跑印刷局,自去校对,自叠报纸,还自己拿到大众聚集之处去兜售,这真是青年对于老人,学生对于先生的教训,令人觉得自己只用一点思索,写几句文章,未免过于安逸,还须竭力学好了。 但自己卖报的成绩,听说并不佳,一纸风行的,还是在几个学校,尤其是北京大学,尤其是第一院。理科次之。在法科,则不大有人顾问。倘若说,北京大学的法,政,经济科出身诸君中,绝少有《语丝》的影响,恐怕是不会很错的。至于对于《晨报》的影响,我不知道,但似乎也颇受些打击,曾经和伏园来说和,伏园得意之余,忘其所以,曾以胜利者的笑容,笑着对我说道:“真好,他们竟不料踏在炸药上了!” 这话对别人说是不算什么的。但对我说,却好像浇了一碗冷水,因为我即刻觉得这“炸药”是指我而言,用思索,做文章,都不过使自己为别人的一个小纠葛而粉身碎骨,心里就一面想: “真糟,我竟不料被埋在地下了!” 我于是乎“彷徨”起来。 谭正璧〔13〕先生有一句用我的小说的名目,来批评我的作品的经过的极伶俐而省事的话道:“鲁迅始于‘呐喊’而终于‘彷徨’”,我以为移来叙述我和《语丝》由始以至此时的历史,倒是很确切的。 但我的“彷徨”并不用许多时,因为那时还有一点读过尼采的《Zarathustra》〔14〕的余波,从我这里只要能挤出——虽然不过是挤出——文章来,就挤了去罢,从我这里只要能做出一点“炸药”来,就拿去做了罢,于是也就决定,还是照旧投稿了——虽然对于意外的被利用,心里也耿耿了好几天。 《语丝》的销路可只是增加起来,原定是撰稿者同时负担印费的,我付了十元之后,就不见再来收取了,因为收支已足相抵,后来并且有了赢余。于是小峰就被尊为“老板”,但这推尊并非美意,其时伏园已另就《京报副刊》编辑之职,川岛还是捣乱小孩,所以几个撰稿者便只好搿住了多目夹眼而少开口的小峰,加以荣名,勒令拿出赢余来,每月请一回客。这“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方法果然奏效,从此市场中的茶居或饭铺的或一房门外,有时便会看见挂着一块上写“语丝社”的木牌。倘一驻足,也许就可以听到疑古玄同〔15〕先生的又快又响的谈吐。但我那时是在避开宴会的,所以毫不知道内部的情形。 我和《语丝》的渊源和关系,就不过如此,虽然投稿时多时少。但这样地一直继续到我走出了北京。到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实际上是谁的编辑。 到得厦门,我投稿就很少了。一者因为相离已远,不受催促,责任便觉得轻;二者因为人地生疏,学校里所遇到的又大抵是些念佛老妪式口角,不值得费纸墨。倘能做《鲁宾孙教书记》或《蚊虫叮卵脬论》,那也许倒很有趣的,而我又没有这样的“天才”,所以只寄了一点极琐碎的文字。这年底到了广州,投稿也很少。第一原因是和在厦门相同的;第二,先是忙于事务,又看不清那里的情形,后来颇有感慨了,然而我不想在它的敌人的治下去发表。 不愿意在有权者的刀下,颂扬他的威权,并奚落其敌人来取媚,可以说,也是“语丝派”一种几乎共同的态度。所以《语丝》在北京虽然逃过了段祺瑞及其吧儿狗们的撕裂,但终究被“张大元帅”〔16〕所禁止了,发行的北新书局,且同时遭了封禁,其时是一九二七年。 这一年,小峰有一回到我的上海的寓居,提议《语丝》就要在上海印行,且嘱我担任做编辑。以关系而论,我是不应该推托的。于是担任了。从这时起,我才探问向来的编法。那很简单,就是:凡社员的稿件,编辑者并无取舍之权,来则必用,只有外来的投稿,由编辑者略加选择,必要时且或略有所删除。所以我应做的,不过后一段事,而且社员的稿子,实际上也十之九直寄北新书局,由那里径送印刷局的,等到我看见时,已在印钉成书之后了。所谓“社员”,也并无明确的界限,最初的撰稿者,所余早已无多,中途出现的人,则在中途忽来忽去。因为《语丝》是又有爱登碰壁人物的牢骚的习气的,所以最初出阵,尚无用武之地的人,或本在别一团体,而发生意见,借此反攻的人,也每和《语丝》暂时发生关系,待到功成名遂,当然也就淡漠起来。至于因环境改变,意见分歧而去的,那自然尤为不少。因此所谓“社员”者,便不能有明确的界限。前年的方法,是只要投稿几次,无不刊载,此后便放心发稿,和旧社员一律待遇了。但经旧的社员绍介,直接交到北新书局,刊出之前,为编辑者的眼睛所不能见者,也间或有之。 经我担任了编辑之后,《语丝》的时运就很不济了,受了一回政府的警告,遭了浙江当局的禁止,还招了创造社式“革命文学”家的拚命的围攻。警告的来由,我莫名其妙,有人说是因为一篇戏剧〔17〕;禁止的缘故也莫名其妙,有人说是因为登载了揭发复旦大学内幕的文字,而那时浙江的党务指导委员〔18〕老爷却有复旦大学出身的人们。至于创造社派的攻击,那是属于历史底的了,他们在把守“艺术之宫”,还未“革命”的时候,就已经将“语丝派”中的几个人看作眼中钉的,叙事夹在这里太冗长了,且待下一回再说罢。 但《语丝》本身,却确实也在消沉下去。一是对于社会现象的批评几乎绝无,连这一类的投稿也少有,二是所余的几个较久的撰稿者,过时又少了几个了。前者的原因,我以为是在无话可说,或有话而不敢言,警告和禁止,就是一个实证。后者,我恐怕是其咎在我的。举一点例罢,自从我万不得已,选登了一篇极平和的纠正刘半农〔19〕先生的“林则徐被俘”之误的来信以后,他就不再有片纸只字;江绍原〔20〕先生绍介了一篇油印的《冯玉祥先生……》来,我不给编入之后,绍原先生也就从此没有投稿了。并且这篇油印文章不久便在也是伏园所办的《贡献》上登出,上有郑重的小序〔21〕,说明着我托辞不载的事由单。 还有一种显著的变迁是广告的杂乱。看广告的种类,大概是就可以推见这刊物的性质的。例如“正人君子”们所办的《现代评论》上,就会有金城银行的长期广告,南洋华侨学生所办的《秋野》〔22〕上,就能见“虎标良药”的招牌。虽是打着“革命文学”旗子的小报,只要有那上面的广告大半是花柳药和饮食店,便知道作者和读者,仍然和先前的专讲妓女戏子的小报的人们同流,现在不过用男作家,女作家来替代了倡优,或捧或骂,算是在文坛上做工夫。《语丝》初办的时候,对于广告的选择是极严的,虽是新书,倘社员以为不是好书,也不给登载。因为是同人杂志,所以撰稿者也可行使这样的职权。听说北新书局之办《北新半月刊》,就因为在《语丝》上不能自由登载广告的缘故。但自从移在上海出版以后,书籍不必说,连医生的诊例也出现了,袜厂的广告也出现了,甚至于立愈遗精药品的广告也出现了。固然,谁也不能保证《语丝》的读者决不遗精,况且遗精也并非恶行,但善后办法,却须向《申报》之类,要稳当,则向《医药学报》的广告上去留心的。我因此得了几封诘责的信件,又就在《语丝》本身上登了一篇投来的反对的文章〔23〕。 但以前我也曾尽了我的本分。当袜厂出现时,曾经当面质问过小峰,回答是“发广告的人弄错的”;遗精药出现时,是写了一封信,并无答复,但从此以后,广告却也不见了。我想,在小峰,大约还要算是让步的,因为这时对于一部分的作家,早由北新书局致送稿费,不只负发行之责,而《语丝》也因此并非纯粹的同人杂志了。 积了半年的经验之后,我就决计向小峰提议,将《语丝》停刊,没有得到赞成,我便辞去编辑的责任。小峰要我寻一个替代的人,我于是推举了柔石。 但不知为什么,柔石编辑了六个月,第五卷的上半卷一完,也辞职了。 以上是我所遇见的关于《语丝》四年中的琐事。试将前几期和近几期一比较,便知道其间的变化,有怎样的不同,最分明的是几乎不提时事,且多登中篇作品了,这是因为容易充满页数而又可免于遭殃。虽然因为毁坏旧物和戳破新盒子而露出里面所藏的旧物来的一种突击之力,至今尚为旧的和自以为新的人们所憎恶,但这力是属于往昔的了。十二月二十二日。 BB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二月一日《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二期,发表时还有副题《“我所遇见的六个文学团体”之五》。〔2〕《山雨》半月刊,一九二八年八月在上海创刊,同年十二月停刊。该刊第一卷第四期发表署名西屏的《联想三则》,其中说:“《山雨》在《语丝》第四卷第十七期发表过一则讣闻(按指《偶像与奴才》一文后所附致鲁迅信中说的《山雨》在宁波创刊未成一事),这在本刊第一期的发刊刑已经提起过了。现在所以要重提者,则是关于鲁迅先生的事。鲁迅先生在那篇讣闻后面,附有复信,其辞曰:‘读了来稿之后,我有些地方是不同意的。其一,便是我觉得自己也是颇喜欢输入洋文艺者之一。……’这几句话简直在派我是反对,或者客气一些说来是颇不喜欢输入洋文艺者之一。……推绎鲁迅先生之所以有这个误解者,大抵是我底去稿太坏之故,因为他是说‘读了来稿之后’也。文字的题目是《偶像与奴才》,文中也颇引些外国名人的话,……我想这至少也可免去我是顽固而反对输入洋派的嫌疑吧,——然而仍然不免。因此,我联想起一件故事来。记得孙伏园先生编辑《晨报副刊》时,曾经登载打孔家店的老将吴虞底艳体诗,没有加以明白的说明,引起读者的责问,于是孙老先生就有《浅薄的读者》一篇教训文字,于是而有幽默的提倡。此时回想当日,觉得鲁迅先生似乎也有做伏园先生教训的读者之资格。”〔3〕张孟闻笔名西屏,浙江宁波人,《山雨》半月刊的编者之一。一九二八年三、四月间,他和鲁迅关于《偶像与奴才》一文的通信,现收入《集外集拾遗补编》,题为《通讯》。〔4〕“不虞之誉”语见《孟子·离娄》。不虞,意料不到。〔5〕拿破仑即拿破仑·波拿巴(NapléonBonaparte,1769—1821),法国军事家、政治家,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他曾不断率军向外侵略欧洲各国。 〔6〕《晨报副刊》研究系机关报《晨报》的副刊,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二日创刊。《晨报》在政治上拥护北洋政府,但《晨报副刊》在进步力量的推动下,一个时期内是赞助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期刊之一。一九二一年秋至一九二四年冬由孙伏园编辑。 〔7〕指刘勉己,他在一九二四年回国后任《晨报》代理总编辑。〔8〕“学者”指陈西滢。徐志摩在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三日《晨报副刊》《“闲话”引出来的闲话》中,说陈源“私淑”法朗士,学他已经“有根”了,“只有像西滢那样,……才当得起‘学者’的名词”。〔9〕AnatoleFrance法兰斯(1844—1924),通译法朗士,法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波纳尔之罪》、《黛依丝》、《企鹅岛》等。〔10〕威尔士(HAGAWells,1866—1946)英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未来的世界》、《世界史纲》等。萧,即萧伯纳,参看《南腔北调集·谁的矛盾》及其注〔2〕。 〔11〕陈源疑为涵庐。一九二六年初,当鲁迅与陈源进行论战时,涵庐在《现代评论》第四卷第八十九期(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一日)的一则《闲话》中说:“我二十四分的希望一般文人收起互骂的去宝……万一骂溜了嘴,不能收束,正可以同那实在可骂而又实在不敢骂的人们,斗斗法宝,就是到天桥走走,似乎也还值得些!否则既不敢到天桥去,又不敢不骂人,所以专将法宝在无枪阶级的头上乱祭,那末,骂人诚然是骂人,却是高傲也难乎其为高傲罢。”按当时北京的刑场在天桥附近。 〔12〕川岛章廷谦,笔名川岛,浙江绍兴人,当时北京大学学生。 〔13〕谭正璧江苏嘉定人,文学工作者。他在《中国文学进化史》(一九二九年九月上海光华书局出版)中说:“鲁迅的小说集是《呐喊》和《彷徨》,许钦文、王鲁彦、老舍、芳草等和他是一派……这派作者,起初大都因耐不住沉寂而起来‘呐喊’,后来屡遭失望,所收获的只是异样的空袭,于是只有‘彷徨’于十字街头了。”〔14〕《Zarathustra》即《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尼采于一八八三年至一八八五年写的哲学著作。书中借古代波斯的“圣者”扎拉图斯特拉宣扬超人学说。 〔15〕疑古玄同即钱玄同。 〔16〕“张大元帅”即张作霖(1875—1928),辽宁海城人,奉系军阀首领。一九二四年起把持北洋政府,一九二七年六月自封“中华民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他于一九二七年十月查封了北新书局和《语丝》。 〔17〕指《语丝》第四卷第十二期(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九日)白薇作的独幕剧《革命神的受难》。该剧中有革命神斥责一个反动军官的台词:“原来你是民国英雄,是革命军的总指挥么?“你阳假革命的美名,阴行你吃人的事实。”这实际上是影射蒋介石的,因此《语丝》就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警告”。 〔18〕浙江的党务指导委员指许绍棣。《语丝》第四卷第三十二期(一九二八年八月六日)刊载了读者冯珧《谈谈复旦大学》一文,揭露复旦大学内部一些腐败情况。出身于该校的许绍棣便于一九二八年九月,用国民党浙江省党务指导委员会的名义,以“言论乖谬,存心反动”的罪名,在浙江查禁了《语丝》并其他书刊十五种。〔19〕刘半农(1891—1934)名复,江苏江阴人,作家。当时是北京大学教授,《语丝》经常撰稿人之一。他在《语丝》第四卷第九期(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七日)发表《杂览之十六·林则徐照会英吉利国王公文》,其中说林被英人俘虏,并且“明正了典刑,在印度舁尸游街”。《语丝》第四卷第十四期刊登了读者洛卿的来信,指出了这一错误。 〔20〕江绍原安徽旌德人。当时北京大学讲师,《语丝》撰稿人之一。 〔21〕《贡献》旬刊,国民党改组派的刊物,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五日创刊于上海。该刊第三卷第一期(一九二八年六月五日)发表简又文的《我所认识的冯玉祥及西北军》,同时登载江绍原的介绍文章,其中说:“同学简又文先生,最近和我通信,里面附有他著的小册子(十六年十一月在旅沪广东学校联合会所讲)《我所认识的冯玉祥及西北军》,并问《语丝》能否登载。但《语丝》向来不转载已经印出之刊物,现在我便自动将它介绍给孙伏园先生主编的《贡献》。我想注意冯氏及其军队的人们,必乐于参考简又文先生的观察和意见。” 〔22〕《秋野》月刊,上海暨南大学华侨学生组织的秋野社编辑,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创刊,次年十月停刊。 〔23〕指《语丝》第五卷第四期的《建议撤销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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