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讲述女孩蜻蜓与技术男柯凡之间奇异、曲折

作者: 文学天地  发布:2019-11-16

随着纪录片与叙事类电影的边界出现模糊之势,电影记录与影片虚构的关联就变得尤为凸显,当代观念艺术家徐冰所导演的电影《蜻蜓之眼》就是行走在边界上的特例。我们就从这个有趣的最新艺术探索谈起:《蜻蜓之眼》恰恰在电影界之外又介入电影界之内,挑战了纪录片与叙事片的边界难题,值得深入思考。

8月31日晚,2018北京大学艺术学国际博士生学术论坛的特别活动——徐冰作品《蜻蜓之眼》观片研讨会在北京大学艺术学院215会议室举行。8月30日晚,《蜻蜓之眼》及其拍摄纪录片在第二体育馆B101多功能厅展映,吸引了校内大批学生前来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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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直接关乎到记录与虚构的边界何在?实际上,《蜻蜓之眼》的所有素材,都是由监控镜头拍摄而成的,都不是人为摄取,而是设置在隐匿之处的摄影机与日常时间保持一致从而拍摄完成。电影导演根据这些来自天南海北不同时段的素材,做了大量的筛选工作,制作了电影大纲与脚本后,将这些零碎得不能再零碎的素材剪辑成了一个故事片。一般而言,故事片都是对时间的压缩,《蜻蜓之眼》也不例外,他还是“找寻”到了一位女主人公,并让她把整个故事贯穿下来,尽管这个唯一的“主角”在影片中出现了前后难以贯通的现象。因为不同的摄影机拍摄的乃是天南海北的不同人物,而把这些不同人物“归一”,恰也与蜻蜓那种“复眼结构”所见并不相同,但却实现了从散乱的记录影像向看似常规的叙事片之转变。

《蜻蜓之眼》研讨会邀请了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史论系主任陈岸瑛教授、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传媒学院艺术学系唐宏峰副教授、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陈旭光教授和彭锋教授四位嘉宾参与对谈。他们就《蜻蜓之眼》的跨界合作、艺术性及其引起的社会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活动由艺术学院艺术理论系主任李洋教授主持。

2018年6月25日,由艺术家徐冰执导,诗人翟永明担任编剧,马修张文超担任剪辑的华语影片《蜻蜓之眼》于中央美术学院上演首映。这部被《银幕》评为在洛迦诺国际电影节今年最受关注10部影片之一的电影,素材全部来自公共渠道监控镜头拍摄的数万小时录像,是中国影史上首部没有专业演员,同时没有摄影师的剧情长片。影片讲述女孩蜻蜓与技术男柯凡之间奇异、曲折的情感故事,并触及到整容、变性、身份认同及性别歧视等现实问题。

《蜻蜓之眼》这个影片名,本身就是一个隐喻,亦是对人类观看世界方式的一种拓展。这部影片的原有素材都是用于记录的,但是最终形成叙事电影,从而模糊了记录片与叙事片的边界。翻过来看,《蜻蜓之眼》作为叙事片的来源则是非虚构电影,乃是比一般意义上的纪录片还要原始并粗糙得多的监控记录影像。如果把这个叙事结构彻底打散,那么,它还是可以还原为记录镜头的。监控影像作为日常时间的线性呈现,可以有现实的叙事,但绝不是虚构的,因为它是对现实的直接录入。这些镜头里面所录入的日常生活,大都是没有“事件”的日常生活流,但出于叙事的目的,很多这样的生活流被赋予了叙事的意义。而且,其中也特别选取了一些超出日常的事件来加以表述:比如被雷击中的自然偶发现象,观看手机坠河而亡的特异事件,而这些事件反倒是具有日常叙事性的。故事片的最后一个镜头,就是一匹奶牛从车上掉在路上,然后安然站立于地的镜头,显示出与前面的电影叙事风格不同的一种奇异虚幻性。从故事线索上来说,这匹牛就是曾在奶牛场工作的女主人公出于怜悯之心一直想放掉的那头牛,于是这就在整个故事链被闭合起来之后,在结尾处又给这部电影抹上了些许的魔幻现实主义般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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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影片曾入围第70届洛迦诺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并于2017年8月12日在瑞士洛迦诺获得费比西奖一等奖等多项大奖。近日,徐冰也凭此获得2018年度瓦尔达影像奖中特别关注人物奖。

这部也许称不上常规意义的电影《蜻蜓之眼》,既不是纯粹的故事片,也不是纪录片。作为视觉艺术家的导演徐冰在影后谈里认定:他在这部电影里,所言说的乃是“巨大的现实”, 但“同时又是虚拟的”。的确,这部电影把现实虚拟化了,而虚拟的又显得那么现实。我想,这种虚拟与现实的接通,还在于徐冰把非叙事的记录小片段,也就是作为日常生活重视记录的诸片段,组合成了单线叙事的电影作品,这就把记录与叙事之间的边界颠覆掉了。这也是《蜻蜓之眼》作为一种当代观念艺术,电影领域的一次冒险与突破。

 

当今社会每个人平均每天会被监控摄像头捕捉到300次,一个叫蜻蜓的女孩也不例外。她17岁时被送进寺院,身上保有未被红尘沾染的天然气质。因不满寺院的改变而还俗。她在奶牛场打工时,遇上技术员柯凡。柯凡被蜻蜓的独特原真所吸引,狂热追求,并为她进了监狱,出狱后到处寻找蜻蜓,而蜻蜓已消失于人海。柯凡认定网红潇潇就是改头换面的蜻蜓。潇潇由于网络暴力失踪,柯凡错失了挽救她的机会,追悔莫及的他整容成过去蜻蜓的形象,体验她的社会境遇。

做出如此艺术探索,究竟有没有理论上的依据呢?美国纪录电影理论家比尔·尼克尔斯的泛后现代理论,倒可以为此作证。他在1994年出版的《被模糊的边界:当代文化中的意义问题》 里面,以一种最为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者的姿态提出:纪录片与虚构片的边界业已日渐模糊。 从电影史上看,超越边界的纪录片往往备受质疑。最著名的例证,来自被称为“纪录片之父”的罗伯特·弗拉哈迪1922年的那部《北方的纳努克》,用了16个月的时间在北极圈与哈里森港的爱斯基摩人南努克一家一同生活而拍摄完成。但后来事实证明,用梭标猎杀北极熊之类的情节,都不是自然呈现,这其实是一部摆拍与表演出来的纪录片,尽管它奠定了纪录片的历史根基。当某一纪录片超越了其自身设定的边界,往往就被用另外的标准来加以衡量考察,从而难以被纳入纪录片的范畴之内了。

彭锋在展映现场作开场演讲

《蜻蜓之眼》的最大吸引力就是百分百的探头影像;比纪录片还客观的现实记录,比纪录片还真实的生活本身。这种影像的魅力强大到即使在上面铺陈一个限定性很强的虚构故事,它仍然会自动散发着超越单一叙事的、迷人的无限可能。电影编剧,著名作家、理论家、批评家李放

但必须清楚地确定,纪录片与叙事电影还是有差距的,纪录片一般也被称为非虚构类电影,而所谓“虚构类电影”,就是我们中文里常说的“故事片”。所以,虚构与非虚构两类电影之分,主要就是故事片与纪录片的分殊。因此,在电影领域,更准确的说法,应该区分出虚构类电影与非虚构类电影。无论是曲折的故事片还是真挚的纪录片,我们作为观者往往被其中的叙事所抓住,但是叙事并不等于虚构:有虚构的“假”叙事,也有非虚构的“真”叙事,有感性化的“热”叙事,也有理性化的“冷”叙事,不一而足,且被当代电影所混合用之。一般而言,故事片往往因虚构的力量使我们感“动”,而纪录片则通常因为非虚构的力量而打“动”我们。从美学的角度看,在这种虚构当中,情感和思想两方面,其实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在虚构当中实现的乃是一种“情理合一”的结构。

《蜻蜓之眼》是一部81分钟的故事长片。徐冰认为影片戏仿了一部类型片,表面上是在讲一个爱情故事,而把实验性的部分深藏其中。数据表明,截至2014年,全球安装了约24,500,000台监控摄像机,该数据还在极速增长着。徐冰认为,今天的世界真的变成了一个大影棚,无数的监控摄像机每天产出大量精彩的影像,成为了他的电影创作取之不尽的资源,也为他提供了全新的电影制作方式。《蜻蜓之眼》刚一问世,就在电影界和艺术界引起了广泛反响。《蜻蜓之眼》在国际上入围多个电影节,并获得瑞士洛迦诺费比西奖国际影评人一等奖、天主教人道主义特别提及奖等多项大奖。

《蜻蜓之眼》是艺术家徐冰、诗人翟永明与剪辑马修、张文超联手为观众呈现的世界。但这并是由他们所创造,也并非是由他们所记录。这些由世界每个个体所创造,并经由监控器械而在世界发散的信息流,被徐冰所捕捉、摘取与剪辑,然后通过影片的形式被展现出来。

正是这种情理相融的人化结构,赋予了电影与其他艺术以“虚实相生”的魅力。然而,虚构当中也有理性化的思想存在,就更不用说以非虚构的理性加以言说的纪录片了。但尽管纪录片侧重于一种理性叙事,但是其中仍包含着感性化的要素,否则它就无法如此感人,从而只能流于干瘪的空头说教了。所以说,以虚构为主的故事片也好,占据了非虚构主体的纪录片也罢,其实都是显现出一种属人的“情理结构”。大致说来,虚构类电影常“以情动人”但不离于理,“情感逻辑”不对的坏影片比比皆是;那反过来看,非虚构类电影“以理服人”却不离于情,强行说理却不动人的纪录片也不乏其例。质言之,如何在情理之间达到均衡,就成为优秀故事片与纪录片的共同美学追求之一,尽管二者侧重不同,而且,确有相互交融现象存在,这才是我们看待虚构与非虚构电影的正确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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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工作室一个房间在剪辑,后面一个房间20台计算机一直在下载监控录像,场面可以说很科幻。我们有种感觉,这个的工作室好像跟全中国联系在一起,我们随时看到有意思的画面就会下载下来,看有没有可能补充进影片当中,能不能和故事发生关联。徐冰

 

▲ 剪辑室,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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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室24小时采录各地的监控视频,2015(摄影牛涵)

 

本次获得瓦尔达影像奖的特别关注人物奖项,是《蜻蜓之眼》继收获一系列西方大奖后回到国内,在中央美术学院这座对于徐冰及整个中国艺术界都意义非凡的学院再次获得认可。

《蜻蜓之眼》部分镜头

▲ 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致辞

研讨会上,彭锋就艺术与真实的问题对影片作出论述,《蜻蜓之眼》不仅挑战着人们对于电影的习惯看法,而且挑战着公众对于艺术和真实的一般理解。由于采用的镜头全部来自监控录像,从而不同于从公映影视作品中选取镜头的现成品电影。但是,徐冰将真实的镜头剪辑成虚构的故事,从而与纪录片拉开了距离。在观看《蜻蜓之眼》时,观众会体验到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张力,思考生活世界的构成。

▲ 奥斯卡最佳视觉特效导演获得者Anthony LaMolinara为徐冰颁发奖杯

陈旭光从跨界的角度探讨了《蜻蜓之眼》的设计:他预想中这是一部几乎没有主观干预的、质朴的影像,但《蜻蜓之眼》对监控选择的干预和想象无处不在,包括画外音和震撼性镜头的选择。这让他联想到电影《楚门的世界》——一部跨界的实验艺术。剧情片的要求更多的是情感,故事要完整,但《蜻蜓之眼》不需要,它是一部观念先行的创作,显得更加的纯粹,两者的诉求并不相同。

在首映现场,除了中央美术学院的诸多领导出席活动外,值得一提的是,许多老先生也来到现场其中既有徐冰的导师和母亲,也有不少的艺术前辈专程前来观看这部影片。在某种程度上,在中央美术学院这座艺术历史的殿堂里,徐冰用他的新作,再次沟通了与历史的关系和角度。

唐宏峰指出影片的不足之处:《蜻蜓之眼》的意义体现在艺术创造性、观念的推动性上,但作为剧情片其没能达到叙事最基本的要求。对于现成媒介材料的使用,《蜻蜓之眼》有自觉的实验冲动,材料与观念之间有非常大的张力,形式和材料使用上的创新是突出的。影像从摄影发明之后,就包含了和现实世界直接的相关性,那么在现成品艺术和现成品电影这两种艺术之间内部的逻辑会不会有些微的不同?

▲ 首映现场

陈岸瑛总结了《蜻蜓之眼》的两个特点。一是影片有意地采用电影的格式,虽然不是院线电影,但格式带来了史诗式的震撼感,虚构的故事片结构加上大量的旁白,相互之间的去关联感,构成一个书写性的反讽,是非常残酷的叙事性,同时也有一种委婉的、抒情的小城市感受。二是《蜻蜓之眼》同时征用了社会转型期和传统的时代资源,从文本的相关性来看,影片关于监控话题继续讨论的可能是一个城市化的问题,而非监控问题本身。

这部影片没有一帧是自行拍摄的,而是完完全全由来自公共渠道的监控视频片段构成。在徐冰看来,无处不在的监控系统是一种真正的散点透视,改变了人类的历史观和视角。它也因此被称为:影史上首部没有摄影师,又没有演员的剧情长片,影片素材全部来自公共渠道的监控画面。它寓言式地讲述了女孩蜻蜓与技术男柯凡之间奇异的情感故事。影片通过现实生活中隐藏的危机和超出人类逻辑范围的事件,揭示了人的私密情感的脆弱性与当代生活处境的焦虑与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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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洛迦诺国际电影节官方杂志Pradolive评价此片:这部影片迫使观众去怀疑对真实的定义。

 

▲ 《蜻蜓之眼》剧照

研讨会现场

即便近些年来艺术家电影成为了某种潮流,但徐冰的本次执导并非出于电影这一媒介本身,他说:实际上我不考虑媒介的事,我的作品从过去到后来,都不受材料的限定。因为艺术的深度不取决于形式、语言之间的比较那些看起来毫无关系的影像碎片,开始记录下了人类千万年来从未看到过的各种奇迹、巧合以及残酷,从而改变人类的历史观和视角。我始终很兴奋于这个想法,它涉及到很多只有今天这个时代才会触及的问题。

李洋认为当代艺术与电影不一样,电影是对观众的按摩,当代艺术可以不在意观众是否舒适流畅。《蜻蜓之眼》带给我们的意义是,它讲出了我们生活在一个无边无际的影像世界的事实。《蜻蜓之眼》作为剧情片在不断介入现实,比如身份、爱情、整容等问题。其中的悖论是:影像是机器之眼自动复制,没有考虑筛选、选择、识别、指认,影像是对权威的一种反抗。具体到徐冰的创作中来看,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徐冰想要打破语言的限定性,抓住语言的关键问题:推翻语言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指向身份问题。

▲ 著名音乐人崔健来到现场

青年学者和博士生们也都一一表达了自己的感受和对影片的理解。他们分别从监控镜头、影片的表现主义、直觉与经验、社会话题、视觉艺术等多个角度进行了深入而激烈的争论和交流,围绕同一个话题生长出不同的学术观点,充分体现出本次大会“一元与多元”的精神,将2018北京大学艺术学国际博士生学术论坛推向了一个小高潮。

▲ 凤凰卫视主持人窦文涛参与映后对谈

延伸阅读:2018北京大学艺术学国际博士生学术论坛举行

在某种程度上,电影不仅挑战了对于电影的习惯看法,而且挑战对于艺术和真实的一般理解。与传统艺术侧重模仿和再现不同,当代艺术直面真实,现成品艺术就是直接采用生活中的拾得物的艺术。鉴于《蜻蜓之眼》采用的镜头都是拾得的,也可以说它是一部现成品电影。由于采用的镜头全部来自监控录像,它不可避免会与真实发生关系,从而不同于从公映影视作品中选取镜头的现成品电影。

▲ 影片截图

但是,徐冰并没有留恋内容的真实性,而是反其道而行之,将真实的镜头剪辑成虚构的故事,从而与纪录片拉开了距离。在观看《蜻蜓之眼》时,观众会体验到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张力,在半梦半醒之间思考生活世界的构成。

《Cinema Scope》的Robert Koehler说:蜻蜓变成网红潇潇的情节固然奇怪,但它的意义不在于戏剧上或心理上的可信度,而是它作为一个寓言的逻辑性这里所说的寓言围绕着一个极端现象:人们改变他们自身的现实,并将其替换成某种虚假却取代了现实的东西。

《蜻蜓之眼》中的镜头的真实性,不仅得到了自然镜头的客观性的保证,而且得到了所拍摄对象的无意识的保证。意识与没有意识到被监控摄像头拍摄,人的表现是完全不同的:前者免不了假装,后者则毫无遮拦。因此,只有在拍摄对象没有意识到被拍摄时,他才能呈现自己的真实面貌。

▲ 放映现场

事实上,无论是创作还是观看这部影片,距离感与边界感始终是超脱故事情节本身、挥之不去的阴影,甚至会让观者产生不适,但这又恰好印证了固有的价值观与方法论难以匹配如今的社会面貌与生存状态。影片构成了一个从现实看似无关的片段的叙述,揭示了肉眼看不到的东西。最重要的是,这部电影提醒我们,即使在我们最亲密的时刻,我们也被关注如果监控影像能够完成一个相对复杂的叙事,那它就说明了监控影像和我们今天的人的关系。

徐冰在另一层面取得了成功,那便是成功展示出当今技术现实中深刻而骇人的奇诡感。

《Art Asia Pacific》David Fraz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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