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乃珊是继张爱玲之后写上海风情最真切的作家

作者: 文学天地  发布:2020-02-27

  

大海退潮后,会在沙滩上留下一排排吻痕。人海如潮,每一朵洁白的浪花后都有一个柔弱且丰富的灵魂。2013年4月22日凌晨,作家程乃珊永远地离开了这个充满喧嚣的世界,她宛若一抹柔柔的萨克斯风,在最后一个音符停顿之后,戛然于虚空。 程乃珊的父母均为上世纪40年代的大学生,有着良好的音乐、文学等艺术修养。程乃珊受父母影响,好像生来就是一个会讲故事的人,现实中的一丝一缕,在她的视界中都是别有风情的。从1979年发表作品开始,她创作了大量充满海派风情的作品,比如《上海探戈》、《上海Lady》、《上海Fashion》、《上海罗曼史》、《海上萨克斯风》等,她笔下的人物有舞女、明星、金融家、太太、名媛、少爷公子……这些形象或精明老辣,或低回婉转,或哀怨惆怅,或醉生梦死,无不闪烁着上海这座城的底色。在某种意义上,程乃珊是继张爱玲之后写上海风情最真切的作家。如果说,张爱玲的上海底色是一抹银灰,程乃珊的上海则是一抹靛蓝。她写《蓝屋》中与姨太太相偕自杀的先生,《金融家》中的豪门生活,每一笔都精致细腻,深情中有款曲,疏离中有淡漠,把旧时代大上海屋檐下的人们写得淋漓尽致。 程乃珊的祖父是老上海时期赫赫有名的人物,是金融界叱咤风云的人物,曾担任过原中国银行总行常务董事、香港中国银行原总经理。这股血液似乎也渗透进了程乃珊的身躯里,性格坚毅,认真执着,做每一件事都有明确的目的。但另一方面,她又是一个艺术家气质强烈的人,追求美和爱,超越于时代,有一种清逸卓然、不流于俗的调子。作家笔下的每一个人物,都与作家有着神秘联系,也许是她的孩子,也许是她自己,也许是她的偶像,在某种意义上,这些形象与作家的灵魂之间存在交叉,这就注定程乃珊笔下的人物存在较为鲜明矛盾性。人本身是一个矛盾体,能将人的矛盾性鲜明地勾勒出来非大手笔不可,在近世的作家中,大概只有张恨水和张爱玲达到了,程乃珊可以说承继了这种余绪。 大概自己是女人,且是一个精致的女人,因此程乃珊笔下的女人写得尤为动人,这种动人并非指美,还包括“作”。作是一个独特的词汇,只有江南女人,且必须是贴近上海的江南女人才能懂得这个词的真切含义。程乃珊把女人比作城市的灯火,有了灯火城市才会亮。比如她笔下的赵二小姐,在一群普通女人中衣装自然是收腰旗袍,但也只是薄施脂粉,就这也宛若鸡群之鹤,显得夺人目光了。不过,她也并不像穿新式衬衫的姑娘们,新潮得叫人觉得造作,她的身上有一股老上海的味道,在旧衣装中有时尚,在新潮流中不褪色。 同样,在《上海Lady》中,程乃珊写“仲太太”,这是一个在豪门当姨太太的女人,所谓姨太太用旧式的话说,就是妾。她挣扎了一辈子,也没能获得一个坚实的名分,但她并不像旧小说里哀怨苦绝的女人,她在一种狭窄逼仄的生存空间里回旋,偏就划出了一道女性的光亮。人性有着悲剧性倾向,在这悲剧性之中蕴含着一种渴求,即爱的抚慰,女性的自我抚慰使其柔弱的生命放光。程乃珊笔下的女子们各自有着这种方式,程乃珊的写作算不算是一种自我抚慰呢?答案是肯定的。 艺术家是一个充满遗憾的职业,他要付出大量心血,同时还要交出自己的灵魂,然而却未见得能够创作出惊心动魄的作品。作为一个作家,程乃珊有大量的作品,且精品居多,这些作品是生命、体验、意志、思考、语言、美学等共同作用下的结晶体,代表着永恒的价值。当她逝去,我们回头再来审视她的作品,是惊叹耶!抑或遗憾耶!也许,我们本就处在一个浮躁的时代——一个不配拥有伟大作家的时代,使得她的声名与作品不相匹配,而她应该拥有更加响亮的声名,更多的光环。女作家王小妮曾说,好的写作者从来都是稀有的。客观的说,程乃珊是我们当代一个稀有的写作者。 怀念永远的海派才女程乃珊,我们从现在开始。 在一曲柔柔的萨克斯风之后,你看到迷雾般的上海醒来,也许是醒在一个残妆迷离的午后,也许是醒在一个红酒微醺的夜晚。然而,在程乃珊的文字里,你会发现一个永远梦一般的上海,它在醒与梦之间。

皇家国际,多雨的四月,程乃珊走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先后读到程乃珊的《蓝屋》、王安忆的《小鲍庄》,从此喜欢上这两位女作家。其中,程乃珊是最容易令人联想到张爱玲的。张爱玲是程乃珊母亲在圣约翰大学时的同学。对于四代人生存于上海的程乃珊来说,张爱玲的生活,作品中的那些人和事,正是她熟悉的昨天和历史。张爱玲在小说中随时随地描绘的清末民初的老洋房和西式洋房,程乃珊熟悉得很,并且,《色·戒》中的南京西路,差不多是程乃珊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这些都不是奇迹,奇迹在于,虽然生活的年代有所不同,她们对上海这座城市了解得透彻、那种地缘情结,却是一样的。程乃珊收藏有一千多张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旧上海的老照片。 程乃珊的写作,就是从历史和情结开始的。 因为从小生活在上海、香港两地,既有对上层工商、金融界生活的丰富阅览和感受,又经历过特殊时期的变故和磨炼,能够用另外的眼光来审视家族风貌与社会景象,她创作了《蓝屋》、《金融家》、《丁香别墅》、《女儿经》、《穷街》等作品。 老电影艺术家秦怡称程乃珊为上海小资情调的开拓者,赞赏有加。“她眷怀洋场氤氲、咀嚼海上风华,不仅对上海滩的名门淑媛、少奶奶、歌女、影后、保姆、女工等风俗画卷了然于胸,更是以一位地道的‘上海Lady’标准要求着自己,衣衫不整不上餐桌、头发不梳不出门。”每次去香港,她都要去浅水湾大酒店喝下午茶,透过酒店的玻璃窗遥望浅水湾沙滩,醇香咖啡滑过喉咙,她的幻觉也和张爱玲作品中的那些人物、和自己作品中的情节融合到了一起。 和程乃珊全然不同的,是王安忆的出身背景。谁都知道,王安忆的母亲,当代着名女作家茹志鹃,出生平民,是从新四军队伍里成长起来。但和同时代大多数作家不同的是,茹志鹃对严峻的现实社会政治生活深感忧虑和悲凉,并在创作过程中竭力对革命的宏大叙事进行回避,通过剪裁和净化处理,力求在虚构的理想化的日常人伦情感话语空间释放内心的焦虑。我坚信,茹志鹃面对文学受制于政治的清醒与思考,对她女儿一定是产生了深刻影响的。 去年9月,英国着名女作家A.S.拜厄特在上海,就当代女性写作与王安忆有过一次令人难忘的对话。拜厄特说:“我不想写小女人的东西,而是想写对人的思想有解放意义的小说。” 王安忆说:“女作家是一个感情充沛的存在,我觉得要比男性作家的感情充沛很多,也更关注细节,女作家的特质非常合乎文学的性质。我自己觉得很幸运,我是一个女作家。” 王安忆表达了一个女作家们都非常熟悉的经验,那就是从自我出发,自我实现之后对普遍的人的精神关注的渴求。这个渴求同时也是责任。 王安忆也常被人们拿来与张爱玲对比,因为她们具有同样的生活背景,同样的敏感细腻,同样深谙滚滚红尘背后的世道人心。但她们亦是全然不同的。不仅王安忆与张爱玲不同,现在的王安忆和上个世纪的王安忆也不同。她的创作一直很有力量,在推进中有着新的变化。 有人认为女性写作是一个不断争取的过程,还有人认为女性写作就是反抗。无论是争取还是反抗,这样的作品我们见得很多,尤其是以身体为源泉的写作,在商品时代格外容易被消费和传播。但这种写作的格局,终究容易促狭。她们以文字为利器,实现了宣泄与批判,却无法达到王安忆的悲悯和关怀。

清明过后,淅淅沥沥,多雨的人间四月,程乃珊走了一年了。而我们仿佛根本不曾感到她的离去,灵性的文字使读者与作者内心靠近,隐秘而亲昵,不因岁月的颠沛流离而消减。

  程乃珊的一生,手中握着的一支笔大多数都是为上海而写的。上海是写不尽的,无数的人写过上海,然而写到自身仿佛也同上海融为一体的,倘要读者说出这样的几个作家来,立时想到的大概便有张爱玲、王安忆、陈丹燕,而这中间程乃珊也是无论如何跳不过的海派作家代表。她们相似但不相同。“我喜欢写作就像有人爱打麻将一样,是我的爱好,我不求流芳百世,只希望留下我的只言片语,灵光片刻。”程乃珊的“只言片语,灵光片刻”大都用在了描写上海这个城市的人情风俗与悲欢离合,一首首地地道道的上海之歌。她创作了大量充满海派风情的作品,比如《上海探戈》、《上海Lady》、《上海Fashion》、《上海罗曼史》、《海上萨克斯风》等,她笔下的人物有舞女、明星、金融家、太太、名媛、少爷公子……这些形象或精明老辣,或低回婉转,或哀怨惆怅,或醉生梦死,无不闪烁着上海这座城的底色。在某种意义上,程乃珊是继张爱玲之后写上海风情最真切的作家。如果说,张爱玲的上海底色是一抹银灰,程乃珊的上海则是一抹靛蓝。她写《蓝屋》中与姨太太相偕自杀的先生,《金融家》中的豪门生活,每一笔都精致细腻,深情中有款曲,疏离中有淡漠,把旧时代大上海屋檐下的人们写的淋漓尽致。在一个个故事与人物背后,是她对一座城市以及构成这座城市的人的精神脉络的“文学性”思考,她笔下的女子们赋予了上海以鲜活生动的都市传奇。看起来,程乃珊将笔触伸向了旧日往事,但她决计不怀旧,她不是以“后人”的情绪去追怀逝去的东西,而是以“今人”的目光洞察不能割断的历史链接。程乃珊的写作,就是从历史和情结开始的。程乃珊1946年出生于上海,曾祖父母是乡下的蚕农,祖父16岁卷着铺盖从乡下到城里谋生,到程乃珊出生之时,已是在上海金融界颇有地位的人物。可以说,程乃珊是不折不扣“老克勒”的后代。因为从小生活在上海、香港两地,既有对上层工商、金融界生活的丰富阅览和感受,又经历过特殊时期的变故和磨炼,能够用另外的眼光来审视家族风貌与社会景象。而她对上海又是别具情结与眼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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